辽宁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辽宁省人民政府
第257号
《辽宁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业经2011年5月20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政府第5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陈政高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九日
辽宁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行为，保障职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展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和订立、变更、解除、终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工资集体协商遵循合法、公开、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兼顾企业和职工双方利益，保障职工实际工资水平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及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四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对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订立、履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各级地方总工会帮助、指导企业工会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依法对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工商业联合会等企业代表组织，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进行帮助和指导。
第五条 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会对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
第二章 工资集体协商内容
第六条 工资集体协商一般包括以下内容：
（一）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分配形式；
（二）企业职工年度和月平均工资水平、福利和调整幅度及调整办法；
（三）津贴、补贴标准和奖金等分配办法；
（四）加班加点工资基数标准；
（五）工资支付办法和时间；
（六）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期限；
（七）变更、解除、终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条件和程序；
（八）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途径；
（九）其他应当协商的事项。
前款事项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作为企业规章制度。
第七条 双方协商事项综合参考下列因素确定：
（一）地区、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二）地区、行业、企业的人工成本水平；
（三）企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
（四）上年度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五）地区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六）当地政府发布的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
（七）其他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
当地政府应当于每年第一季度，将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相关数据统一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 协商双方协商确定的劳动定额标准，应当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在法定工作时间或者劳动合同约定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工作量。
第三章 工资集体协商代表
第九条 工资集体协商的双方协商代表人数一般应当对等，每方为3至9人，不得相互兼任。
协商代表任期自产生之日起至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第十条 职工方协商代表由企业基层工会推荐，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首席代表由工会主席担任，也可以由其书面委托其他职工方协商代表担任；尚未建立企业基层工会的，职工方协商代表由地方总工会指导职工民主推选，并经半数以上职工同意，首席代表从协商代表中民主推选产生。
职工方协商代表未经规定程序产生的，不得参加工资集体协商；参加集体协商的，协商结果无效。
企业方协商代表由法定代表人书面指派。首席代表由法定代表人担任，也可以由其书面委托其他管理人员担任。
协商代表产生后，应当向全体职工公告。
协商代表出缺的，按照本规定进行补选或者重新指派。
第十一条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各级地方总工会可以从熟悉劳动工资、工商、税务、财务、审计、企业管理、法律等人员中聘任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
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可以聘请工资集体协商指导员作为本方协商代表，参加工资集体协商。
第十二条 协商双方代表履行以下职责：
（一）拟定协商议题；
（二）收集与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三）如实提供与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四）参加工资集体协商；
（五）及时公布协商结果并接受询问；
（六）参加协商争议的处理；
（七）监督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履行；
（八）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三条 企业方应当为职工方协商代表履行职责提供充足的工作时间。职工方协商代表因履行代表职责占用劳动时间的，其享受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社会保险、福利等待遇不变。
第十四条 职工方协商代表在任期内，非法定理由，企业不得解除其劳动合同或者降低其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福利等待遇，不得在晋级、晋职等方面予以限制。确因工作需要变更职工方协商代表工作岗位的，应当事先征求企业工会或者上一级地方总工会的意见，并征得职工本人同意。
第十五条 在工资集体协商期间或者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有效期内，企业和职工双方应当维护企业的正常生产、工作秩序，不得采取威胁、收买、欺骗对方协商代表等不正当手段或者有过激、歧视性行为。
第四章 工资集体协商程序
第十六条 企业方有义务向职工方提出工资集体协商意向，拟定召开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协商主要议题等事项。
职工方有权向企业方提出工资集体协商意向，协商意向通过企业基层工会提出；尚未建立企业基层工会的，在上一级地方总工会的指导下，由首席代表提出。
接受协商意向方应当自收到意向书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式答复，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拖延。
第十七条 企业方应当在协商会议召开10日前，向职工方协商代表提供与工资集体协商有关的工资总额、利润等情况和资料；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隐瞒或者拖延。
第十八条 企业工会应当在工资集体协商会议召开5日前，向上一级地方总工会报告。地方总工会可以派员对职工方协商代表进行业务指导、培训。
第十九条 工资集体协商会议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首次会议由提出意向方主持。必要时，可以由上一级地方总工会主席主持。
第二十条 工资集体协商双方就协商事项达成一致之日起7日内，由企业方制作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草案。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草案经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双方首席代表自通过之日起5日内签字或者盖章确认。
第二十一条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自确认之日起5日内，企业方应当向企业工商登记注册机关的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报送下列资料：
（一）工资专项集体合同送审表；
（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文本；
（三）企业方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协商双方授权委托书；
（五）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通过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草案的决议。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自收到工资专项集体合同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即行生效；提出异议的，协商双方应当就修改意见及时协商，修改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并重新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自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生效后5日内，企业方应当向全体职工公告；职工方应当将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及相关资料报送合同审查机关同级地方总工会备案。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有效期为1至3年。
第二十二条 工资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争议，协商双方当事人经多次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协调处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及时协调处理，并可以组织同级地方总工会和企业代表组织共同协调处理工资集体协商争议。
第五章 特别规定
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内，行业相同或者相近、生产经营特点相同或者相似的企业，职工方可以通过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或者行业工会，与区域、行业内的企业方开展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订立工资专项集体合同。
县级以下行政区域内企业只能参加一个区域或者行业工资集体协商。
第二十四条 开展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职工方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或者行业工会选派，并经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尚未建立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方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或者行业工会选派并经公示后产生。首席代表由基层工会联合会、联合工会或者行业工会主席担任。
第二十五条 开展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企业方协商代表由企业代表组织选派并经公示后产生，或者由企业代表组织的成员企业民主推选并经公示后产生。首席代表由企业代表组织的负责人担任或者从协商代表中民主推选产生。
尚未建立企业代表组织的，可以在上级企业代表组织的指导下，企业方协商代表由区域、行业内各企业民主推选并经公示后产生。首席代表从协商代表中民主推选产生。
第二十六条 开展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双方协商一致后形成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审议；尚未建立区域、行业职工代表大会的，提交区域、行业内各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
第二十七条 区域、行业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由企业代表组织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报送当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尚未建立企业代表组织的，由首席代表企业报送当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
第二十八条 开展区域、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协商内容、程序、期限等未尽事项，按本规定执行。
第六章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履行和监督
第二十九条 职工方与企业方因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发生争议的，应当依法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期限届满、双方约定或者法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即行终止。
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期限届满前30日内，双方应当就重新订立或者续签工资专项集体合同进行协商。
第三十条 各级地方总工会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对企业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情况进行评估，发现企业不履行工资专项集体合同或者违反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约定，侵犯职工权益的，可以向企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意见书》，要求限期改正，企业应当作出书面答复；对拒不改正的，可以向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发出《劳动法律监督建议书》，也可以请求当地政府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企业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拒不改正的，按企业不良信用行为记录在案，可以向社会公布；违反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定，给职工劳动权益造成损害的，依照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处罚：
（一）无正当理由拒绝、拖延答复职工方提出的工资集体协商要求或者拒绝依法签订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
（二）损害职工方协商代表合法权益或者对职工方协商代表打击报复的；
（三）未按规定向职工方提供真实情况和资料的；
（四）拒不履行生效的工资专项集体合同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施行。
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再思考
叶文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102条规定“以被执行人为债务人的破产申请的；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执行的标的物是其他法院或仲裁机构正在审理的案件争议标的物，需要等待该案件审理完毕确定权属的；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仲裁裁决，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仲裁裁决的被申请执行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不予执行请求，并提供适当担保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执行。
执行中止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某种特殊情形而使执行程序暂时停止，待这种情形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执行中止原本是审判程序中一项程序性措施，也是一项既体现法治严肃性，又体现人文精神的法律制度。然而，不知何时开始，人们开始忌讳这个名词，千方百计想找个能避“中止”之嫌的名词或名称来代替它，终于从我国台湾省司法中找到了一个原型，即“债权凭证”。“债权凭证”既能证明债权存在，又能中断执行时效，更重要的是能终结执行程序，提高一直困惑着人们的结案率。因此，当它被提出来的时候，许多地方如获至宝，特别被人们看中的是能极大满足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结案率”。然而，当人们很快透过表面的现象，对执行中的“债权凭证”不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发现了许多新的问题，特别是在浙江、北京等地的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中广泛推行“债权凭证”制度时，笔者认为更有必要对“债权凭证”和“执行中止”作一次再思考。
一、“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概念与本质特征
执行中止是指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因发生法定事由或某种特殊的情形，使执行程序暂不能进行而中断执行，待中断事由消失后，执行程序再继续进行的一项程序性法律措施。它既是一种程序性法律措施，又是一种体现人文精神的强制措施，也是一种调节司法资源的调节方式，同时又体现了实体的法律意义，既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又保护了被申请人的最基本权利，也可以说，执行中止很直观体现了上述的本质特征。
而“债权凭证”则不然，从一些报道上看到的，所谓的“债权凭证” 制度是指在实现金钱债权的执行中，经人民法院执行机构采取措施，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证明其债权存在并明确未执行的债权数额，待发现债务人的财产后，债权人可依该凭证再次申请人民法院执行的制度。“债权凭证”是指在“债权凭证”制度中，由人民法院发给债权人一种书面凭证。从本质特征上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虽均由人民法院制作的，但有着重大区别，从体现内容来看，债权凭证只是一种债权的书面证明形式，是执行程序终结的延伸产品，而判决书则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作出评价的法律产品；从效力来看，债权凭证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国家强制执行力；从执行时效来看，债权凭证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而判决书则受执行时效限制；从内容来看，债权凭证不作任何的说明，只对债权的数额进行明确，而判决书则是法律的智慧产品，富有逻辑性和论理的缜密性；从形式来看，债权凭证没有统一规范格式，而判决书则具有统一的行文严格要求。从上述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这样一种判决书的替代品，直观上就让人产生许多深思的问题。
二、“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的功能性比较
从自身具有的功能上讲，执行中止是执行过程的一种中断措施，自身具有独特的法律意见，首先，从法院职权来讲，执行中止是法院执行机构在穷尽执行措施后，它保护了申请人的执行时效，也保护了被申请人最基本权利。
而债权凭证首先是证明债权存在，这是债权凭证的首要功能；其次，终结执行程序。由于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在已经启动或者即将启动的执行程序中，即使执行机构继续采取执行措施，债权人的债权也不可能实现或者不可能完全实现。于是，执行机构在发给债权人书面凭证的同时终结执行程序，防止国家权力资源的浪费。发给债权凭证并及时终结执行程序，体现了民事执行的高效原则。第三，中断执行时效。执行程序因执行机构发给执行凭证而终结，民事执行的时效也因此中断并重新开始计算。
从上述功能作用来看，债权凭证似乎比执行中止具有更大的作用，但从法理上讲，债权凭证这些功能是不能实现的，是人们根据自已的愿望给它强加上而已。
三、从字眼功能上分析，“执行中止”是法律自然语言，而“债权凭证”则是人工语言。
由于法学研究和法律制度的载体都是自然语言而非人工语言，所以法学研究必然要受到所使用语言载体的限制；自然语言因为来自人类生活的经验积累和约定俗成，必然带有一定的自然性和稳定性，从原则上排除不确定性的存在，当然这也不是完全排除法律术语的含义在不同语境中的变化。但是，无论如何，作为抽象客观法律现象的语言本身应当明确其所指代的客观实体。在“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比较中，“债权凭证”的语义显得十分模糊，甚至与其它的国债凭证、股票凭证、企业用的有价证卷和凭证等等混淆的语词共存于一个债权属性的领域，而且日常生活中又广泛使用这些近似的词汇，进而更加重了“债权凭证”语义的混乱。正是由于这种语义上的模糊，“债权凭证”的性质和意义原则常常受到干扰，甚至导致许多理解上的根本性差异。近年来，许多学者把“债权凭证”作为单纯词或合成词加以语义分析，从抽象现实法律现象的角度出发给其确定含义，但分歧颇多，概念上的模糊仍然不能避免。因此说，在体现相同法律结果和相同法律意义的情况下，使用原始定义和法律技术上更为贴切的自然语言或法语则是法律文化的需要。因此，要使这种法律文化混乱状态不能再继续，不仅仅应当对“执行中止”与“债权凭证”再定位和再思考，而且还应当扩展到司法其他改革上，也应当谨慎选择，不能随意造法语造法言。从某种程度上讲，许多问题会混乱都纠缠于这一点，所以，笔者认为，“债权凭证”只能回归于自然属性的地方，根植于法律债权领域，而不能以司法诉讼行为形式存在于的司法的过程中，这也是第一位的问题，是解决其他症结的先设条件。
四、“执行中止”是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而“债权凭证”作为执行措施则缺乏法律依据
司法诉讼行为是法定性的行为，司法程序之所以显现如此重要，就因其是实体公正的最直接体现形式，而“执行中止”作为程序的措施是依“三大诉讼程序法”规定和司法活动过程之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在司法过程中，如果缺了“执行中止”，那整个司法过程体系就会支离破碎，并无法进行下去。执行中止作为司法活动的一个环节，它所体现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法定性原则，即执行机构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必须从法律规定的执行措施中选择执行方法与手段，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执行，不能采取法律没有规定的措施实现债权人的债权。至于执行中止是《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直接规定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若干规定》第102条又对适用情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补充，《若干规定》第104条又对执行中止恢复执行的情形进行了明确。因此，可以说执行中止操作的每个细节，法律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有理有据的行为。
而对于债权凭证，它原来的自然属性只是一种债权，并不是什么司法行为，要改变其自然属性必须要有法律论据，从现行的法律来看， “债权凭证”所被赋予的司法内涵，是没有法律依据。换句话说，“债权凭证”是在一种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是人们想回避一种执结率矛盾需求下而应运而生，它自身不具有代表任何的法律意义实质，如果人们强制赋予它在执行中所需要的法律意义的话，结果只能造成法理上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与司法解释也均没有规定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有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以终结执行程序。严格说来，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无权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而且，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债务人确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只能作为中止的法定事由，而不能作为终结执行的法定事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已经明确“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作为中止执行的事由，而不是将其作为终结执行的事由。此外，根据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人民法院一旦裁定终结执行，执行程序就永远不能恢复，而“债权凭证”可以作为执行根据再申请执行，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当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时，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向债权人颁发“债权凭证”并因此终结执行程序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有违执行程序与执行措施的法定性原则。
五、“债权凭证”无法替代有司法最终权的“判决书或调解书”根据“司法最终解决”的法理原则，法院对纠纷所作的裁判是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最权威的裁断，而且这种裁判具有极大的确定力，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或废弃。
而根据“债权凭证”制度，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执行机构或人民法院应向债权人颁发书面凭证，等发现债务人有财产时由债权人再申请执行。此时，债权人申请以及执行机构执行的依据只能是“债权凭证”，而不是原生效的裁判。从这个规定来看，原来的判决书被执行机构以替代形式否定了，并产生一个延伸产品“债权凭证”，法律上允许这样做吗，显然执行机构无权这么决定。因此，原生效裁判的效力并没有因颁发“债权凭证”而消灭，这样就产生了同一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存在两个重叠的执行根据的现象，而且执行的并不是法院的裁判，而是后来颁发的“债权凭证”，这显然是对法院裁判权威性的破坏，对裁判确定力的动摇，在法理上是难说通的。
六、“债权凭证”制度与其他民事执行制度是重叠，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应当说，民事执行中的“执行依据”、“执行中止”、“执行终结”与“执行恢复”制度已经具备“债权凭证”的三种功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再设立“债权凭证”制度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法律意义，它的设立倒有画蛇添足之嫌。
首先，“债权凭证”是将来再次申请执行的依据，实际上也就是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所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从法律制度设计上考虑，根本无需在生效法律文书之外再专门颁发“债权凭证”。生效法律文书的基本内容就是记载当事人之间的确定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包括证明债权人债权的存在及其具体数额，而“债权凭证”是无法与生效法律文书相比的，它只能证明债权的存在，至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按既定的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凭证本身更无法直接来实现，而只能起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来判断。例如，债权人主张通过执行程序来实现其债权的，应当出具生效法律文书，否则其主张不成立；债务人主张其债务已经履行的，应当出具债权人签发的收据或其他证据证明，否则其主张不成立。简单地认为持有“债权凭证”就可以通过司法执行程序来实现债权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
其次，终结执行程序应当通过执行机构依据法律规定制作书面终结裁定书来实现，无需“债权凭证”标示。原则上说，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尚未实现的，执行程序就不能终结，一般只能中止。至于执行程序的终结是属于执行程序中的重大事项，执行机构必须作出书面裁定，以体现执行程序的严肃性，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债权凭证”本身并不能也不应当发挥终结执行程序的功能。
再次，执行时效中断是执行中止本身具有的功能，中断执行时效是通过债权人申请执行而实现的，只要当事人有申请，执行就再不受执行时效的限制，只要申请执行依据的内容未实现，执行时效就不会对其发生作用，而按“债权凭证”的规定，债权人只要收到“债权凭证”后，执行程序就终结，执行时效重新计算。根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双方当事人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6个月，双方或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申请执行的期间为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最长在1年内必须再次申请执行，否则就会超过申请时效。而要在1年内实现债务人的经济复苏，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再申请执行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拿到一张新的“债权凭证”，并可能如此反复多次。这样，“债权凭证”制度不但没有实际效果，反而既加重当事人的负担，加重执行机构的负担，甚至还可能使债权人超过再申请执行时效。因此，“债权凭证”可以中断执行时效之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也没有法律意义。
综上所述，“债权凭证”与“执行中止”相比，不但不会产生积极的正功能，而且可能产生消极的负功能。最为明显的就是，这种制度可能为执行机构怠于采取执行措施，疏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袒护债务人甚至办关系案与人情案提供合法外衣，降低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益，损害执行机构的权威性，造成新的执行难与乱。 因此，对“债权凭证”的推行应当再思考，笔者建议在法律制度没有修改或到位前，应当缓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