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市政府办公室公文处理规则的通知

上一篇: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襄樊市市区土地储备暂行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韶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暂行办法

私力救济的经济学分析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学生科研小组 洪? 2100046

摘要：作为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解决手段，私力救济具有几乎与公力救济同等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尽管私力救济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但这一制度始终还是处于“地下状态”，与这种状态相适应的是私力救济的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在此，笔者试图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对私力救济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得出在各种相同的情况下，私力救济的成本、效率都优于公力救济这一结论，从而为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寻找一种理论依据。
关键词：私力救济 公里救济 法经济学 成本 效率

私力救济：指当事人认定其权利遭受侵害之时，在第三者没有以中立名义介入纠纷解决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力量或私力力量，解决纠纷，其中包括强制和交涉。公力救济：是指国家机关依权利人请求运用公权利对被侵害之权利实施救济，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
私力救济伴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在未有公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以前，便已为广大的人类所运用，其快速与直接的解决问题方式为人们熟知。而事实上，不止在古代社会，私力救济伴在现代社会的运用也同样的广泛存在着。英国1997年-1998年的一项实验表明，个人面对较重大的可司法事项只有20%，私力救济伴随着诉诸于各种正式的法律程序。尽管社会公众依然将法院视作为最重要的救济途径，但对审判的公正性已经缺乏了信心。美国亦有此特征，现代美国绝大多数的纠纷并非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布莱克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当公民可采取法律行动之时，他们中有很大的一部份不会通知警察或者律师，有时即便通知了，警察和律师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如1000美金以上的民事案件，只有大约1/10的美国公民会和自己的律师联系，而在律师中也只就其中约1/2的案件向法院提出诉讼，起诉后大概有90%以上的案件可能会在庭外解决。故此类案件只有不到1%的数量是经过庭审解决。私力救济是现代社会各类纠纷解决方式中重要的一员，是公力救济的不可或缺的补充。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私立救济在各个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伴随着法院“诉讼的爆炸”，以及公力救济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情况，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私力救济这一问题，同时在学术界许多专家也开始对私力救济这一现象进行学术研究，在次笔者试图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私力救济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发展异常迅速的当今社会，效益是事物发展的主题。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商人、公务员，都懂得效益的致高性，效益等于金钱，等于生命时间的节省，其好坏意味着用更少的付出换回更多的收获。从个人到单位，从公司到政府，都希望低成本高产出。效益的高低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直接关系到生活质量；而对于一个单位来说，那就是生命。当然，这里的效益并不是单指金钱上的。在本文中，笔者对于效益的理解是将其一拆为二，解为效率+收益，是指某人或某单位在单位时间内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而对于公力救济机构而言，虽然作为非盈利性部门存在，对于经济效益无须注重，但对于笔者所说的这种效益形式，其当然还是渴求的。
对于市场上的个体而言，其希望做到的无非两件事，一是如何将成本降到最低，二是如何将效益升到最高。对于救济形式的经济学分析的最终目的也不外乎此两种。然而，与以往的经济学分析不同的是，救济机构效益的好坏不是简单的从金钱的数据显现出来，而是要考虑诸多因素。拿公力救济机构来说，其产出是公安机关的破案率和法院的结案率之类以及由这些职能部门的服务质量而产生的民众对于这些职能机关满意程度。对于笔者这种“补充”性分析之目的就是在私力救济存在的市场条件下是否比公力救济独自存在的时常条件更能胜任社会的需要。
下面，笔者将从三个视角对私力救济的重要性进行阐述；

（1） 从公力救济的视角出发
在现今社会，公力救济作为救济形式的主流，其统治地位已毋庸置疑。但由于其他一些救济形式的存在，公力救济并非是垄断者。其中主要是私力救济的成分，而其他的类如社会救济，贸易救济等救济形式，经过法律的规范之后，大都被公力救济“收编”，如仲裁、调解等单位，都是事业单位，属公务员的“编外”人员；而贸易救济更是由国家相关机构进行实施的。因此，可以直接将目前的救济形式简单的分为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两个部分。固笔者要分析公力救济机构存在的时常环境和追求其效益节构最优化的时候，参与者就只有这两个了。
为了探讨私力救济对于公力救济在经济学上补充意义的重要性，笔者准备假设两种状态的市场形态，一种是公力救济独自存在的市场环境，另一种是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并存的市场环境。
① 不存在私力救济的市场环境情况下
因为笔者在上文中已将目前的救济形式仅归类为两种，若在私力救济不存在的市场环境中，作为唯一的救济服务单位，则可视其为由公力救济垄断的完全垄断市场。[1]
对于一般的经济垄断组织，作为市场的唯一买主，其主要有以下三种特征；
1）垄断者是价格的制定者，而非单纯的接受者。且其价格的制定不能盲目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要根据市场需要。
2）作为垄断者不存在直接的市场竞争者，但不代表其就不存在潜藏的竞争者，比如美国的邮政业务是垄断组织，但是其包裹邮寄业务却要面对美国包裹服务公司（UPS）的竞争[2]，又如我国的铁路运输业，虽为国家垄断却也面临着公路运输，民航以及水运的的市场压力。
3）由于垄断市场的卖主只有一个，因此垄断者面临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表明垄断者想要扩大销售量惟有降低价格。（如下图）[3]


笔者以一般的经济垄断断组织的特征为蓝本，先阐述一下公力救济机构作为垄断组织在市场中的基本形态。
1） 其虽然作为垄断组织存在，但是依然要确保自身的公正性和稳定性，因此救济市场的制度及相关的费用收取办法，均是由公力救济机关严格的按照法律规范来制定和执行的。公力救济服务机构其存在的目的并非盈利，其收取费用不过是为了避免一些没必要的诉讼纠缠。因此，这里的所收取的费用与笔者所说的效益也不挂钩。其效益的体现在其他的一些社会反映以及民众的情绪之类能够看出。
2） 由于救济垄断组织其垄断的并非仅只一种服务项目，而是关于救济服务内容的全部。因此，其不存在任何的竞争者，包括潜藏的竞争者在内。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这个垄断组织是搞服装的，他所垄断的不只是丝绸服装的生意，而是所有的可以穿的衣服的生意。而且，这种服务同衣服一样，是必需的。但没有竞争者并不代表是这种垄断就是安全的。一旦垄断组织调控的不好，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其将面临的将是整个公力救济机关乃至使整个政府发生倾覆。
3） 支持的其他经济垄断组织相同，公力救济机关的成本是由国家提供的，其函数曲线由于与价格影响不大，因此并不是像其他一般的经济垄断组织那样向左下方倾斜的。其曲线形状要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一、国家收入，或者确切的说是国家每年的财政支出，救济机构的成本作为国家财政支出的一部分，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在一定范围之内，而在我国，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公力救济机关支出的成本所占比例不会太大。在宏观经济学中，一般政府购买和支出G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意味着政府购买支出水平Y不受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而是由政府和立法部门单方面解决。[28]如图（2）
G
（收入）
Y（支出）
G=GO




（2）
横轴代表政府收入，纵轴代表政府购买后的支出。由图象不难看出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政府的支出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但笔者认为作为与民众切身利益较强的公力救济机构，其支出情况与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是不大可能的，这种理想状态的存在现实性不大。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大体情况是政府支出不能完全的满足职能部门的需要，而职能部门又无法满足民众的需要。
二、救济需求的多少；“需求决定供给，供给反作用于需求”，是基本的经济原理，然而救济需求与其他的商品不同，笔者在上文中曾说过，救济权的产生是基于原权利侵害的发生，是一种被动的权利形式，这好比人在主观上并不希望生病，然而却避免不了其发生。病人可能会买一些药以作备用，但他们决不会因为医院多而去看病。因此在这里救济需求量不会因为供给量的改变而改变。救济需要的发生或是说纠纷发生的几率，与其他一些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社会市场的诚信度、公民素质以及公民的收入水平等。同时，救济机构也不会因为纠纷数量的迅速增多而扩大征召或是加大成本，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是这样。这也是公力救济机构的滞后性。

由以上两种情况可得出曲线图（3）
公力救济垄断情况下的救济曲线

3

Ⅱ
Ⅰ Ⅲ

1 2

【内容概要】
在继承人依《公司法》第76条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主体确认期间”和“显名确认期间”两个期间。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损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事件常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保证效率和交易安全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

【关键词】股权继承；股东资格；股权虚置；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2005年《公司法》第76条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在公司章程未作排除规定的情形下，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由于在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如笔者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所述，继承人继承的是股权中的财产权的当然所有权以及股权中的非财产权的获授资格。继承人要取得《公司法》上的、完整意义上的股权，尚需经历一个确认程序。无论是通过内部确认还是通过司法确认，在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至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之间的一段时间里，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一种无人行权的真空状态中，笔者称之为股权继承过程中的股权虚置。

对于“继承人依法获授股东资格时”，依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的观点，应理解为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股东死亡时；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笔者以为应区分内部确认或者司法确认的不同情形，作不同的节点确定：

从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来看，2005年《公司法》规定的确认程序大体有五：一是发起人按照投资协议书认缴出资并履行出资义务；二是将发起人记载于共同制定的公司章程中并签署；三是记载于股东名册并依该名册行使股东权利；四是在工商管理机关予以设立登记；五是公司设立后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由于司法实践中，股东身份的确定，需以当事人能否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认定。在前述主要确认程序中，可分析得出，过程形成的证据有两类，一是能够证明当事人认缴出资、已实际出资或者实际行使股权的实质证据；二是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和出资证明书等形式证据。就各类证据与股东资格之间的联系而言，认缴出资或实际出资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必然联系；行使股权与股东资格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为具备股东身份之后的行为，是资格确认后的权利处分事项；公司章程的记载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联系，但非充分条件；工商登记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的证权功能，但不具备设权之效；出资证明书的签发与股东资格有一定的关系，但非必要条件；股东名册是建立公司与股东之间法律关系的依据，依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因此，从上述证据与股东资格的联系来看，结合商事活动的特点，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对于股东资格的确定标准，于公司内部应探求公司的真实意思表示；于公司外部则应着眼于权利外观而考虑商事登记的公示作用。

对于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由于获授资格法定，对于实质证据的审查乃为继承资格的认定，而非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中的认缴出资或者已实际出资。在当事人提供证据能够证明其为原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或者在共同继承情形下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的最终继承人的前提下，对于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就应比照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的确定标准予以认定。同时，参照适用《物权法》第28条规定，即“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的，自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等生效时发生效力。”故对于“股东资格确认完成时”的认定，在内部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继承人作为股东被记载于公司股东名册之日”；在司法确认的情形下宜确定为“人民法院责令公司向继承人签发出资证明书、将继承人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裁判生效之日”。

有学者认为，股权继承过程中不存在股权虚置问题，继承人获授股东资格后即可享受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公司为股东履行确认手续是其法定义务，不能以确认程序是否完成而限制继承人作为股东的身份从事相应的公司行为。对此，笔者不予苟同。理由有四：

首先，股东资格与股东的概念不能等同。2004年2月24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4]50号）第11条规定，股东资格是指继承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按照通常理解，股东是指在公司成立时向公司出资或在公司成立后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对公司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显然，获授股东资格只是意味着产生了股权变动的原因，具备了成为股东的条件，使股东发生变更有了依据，但是，股权的变动和股东的变更却需要特定的行为和程序；而取得股东身份和地位，则是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结果，意味着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已经公司真实意思表示被接纳为其团体成员，从而进入了该团体内部，并可依其身份行使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质言之，股东资格与股东是存在差异的区别性概念。

其次，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确认问题是《继承法》的调整范围，待继承主体确认之后，才能涉及《公司法》有关股东资格的继承的适用问题。由于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识别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的义务，一般情形下也无识别之能力，当存在多个合法继承人时，如果多个合法继承人之间有合意，尚可容忍按其合意允许多个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但如果多个继承人存在继承争议时，在允许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方面，就显然没有办法操作。而且，在合法继承人范围、股东资格的主体等争议未解决或确定之前，允许部分或全部继承人行使股东权利，无疑是将《继承法》的调整方式强加于《公司法》之上，并强行苛以公司的其他股东对该等继承人有审查识别和消极容忍的义务，不仅有违于法律适用的方法，而且僭越了股东的法律边界、导致了股东权利的滥用，也不利于维持公司的稳定性以及保障交易的安全。退一步言，即便不承认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确认时至股东确认程序完成时存在股权虚置的问题，但是，在共同继承的情形下，从继承开始时至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时，由于围绕着财产分割的债务分配、税负承担等一系列问题，股东资格的继承主体最终确认事项并非一天两天就能完成，股权虚置的状态同样持续存在。

再次，2005年《公司法》76条规定的“继承股东资格”，解决的是继承人关于股东资格的获授问题，并非解决股东权利真空的问题，按照2005年《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前述，无论是股东资格的原始取得，抑或是股东资格的继受取得，其股东资格都必须通过一定的手续或程序加以确认：除公司内部形成一致意思、履行相关实体义务和法定程序外，还需向工商登记机关办理登记。对于股东资格的继承，除公司内部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以及签发出资证明书外，根据2005年《公司法》第33条第3款以及《公司法》第31条的规定，亦尚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当具备股东资格合法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向公司申请股东资格确认不能时，该继承人还可依照《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等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股东资格确认之诉、要求公司将其记载于股东名册等而取得股东的身份和地位。

最后，2005年《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第33条第2款规定，“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第3款进一步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从上述规定，依法条文义，可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因此，具备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资格继承尚未实现、取得股东身份前，允许其从公司外部直接进入公司内部，作为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的主体显然是不适格的。

基于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的前提，在拙文《股东继承是股东资格继承》中，笔者认为，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取得时间应确定在继承开始时，即自然人死亡时。但现实生活中，自然人股东死亡后，由于各种原因，常常存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因此，结合上述分析，在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形下，股权虚置期间一般包括两个期间：一是继承开始时至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主体确认期间”；二是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至公司内部确认或司法确认继承人为公司股东完成时的期间，笔者谓之为“显名确认期间”。对于“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定时”的理解，应以公司收到共同继承人通过内部合意最终被确定为股东资格继承人的当事人提交的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之日（内部协商情形），或者公司收到继承人提交的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生效判决书之日（继承纠纷情形）予以认定。这是因为公司不是合法继承股东资格的裁判机关，不具备审查识别继承资格之能力和法定义务，而继承人负有及时通知公司并使公司知情的法定义务。需要指出和强调的是，由于因继承事项而获授股东资格的节点起始于自然人股东死亡时，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最终确认后，其继承股东资格的效力当然溯及于“主体确认期间”，自始有效。强调这一效力的溯及力十分重要，因为它关涉到继承人在公司、其他股东或者第三人对原自然人股东所拥有的股权在股权虚置期间造成损害的情形下寻求救济时的原告诉讼地位的确立以及求偿权实现等诸多问题。

从理论上讲，股权虚置状态不会影响到继承人的股东自益权，而仅仅是股东共益权行使上存在障碍。但在实践中，没有共益权支撑的股东自益权显属无保障之权利，继承人只有以显名股东之身份行使股东的全部权利，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因此，尽管股东资格的继承乃为法定，无需公司股东会另行召开会议作出相关决议，但由于现实中的复杂性，股权失权及侵害原自然人拥有的股权的事情时有发生，对于股权虚置状态，就需要一些特殊规则予以规制，即在维护公司稳定性、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保证效率的基础上，为有效地衡平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须对股权虚置的“两个期间”予以合理确定，并对利害关系人在该“两个期间”的积极作为或者消极不作为的相关法律后果予以严格的法律规制。这些都需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具体地说：

1、在“主体确认期间”，虽主体确认等民事行为主要受《继承法》调整，不涉及《公司法》的调整问题，但是，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负有消极等待的义务，客观上存在《继承法》与《公司法》的衔接问题。为避免长时间主体确认的不确定性，导致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的生产运营或者使公司受到不利益，需要合理确定“主体确认期间”。在性质上，“主体确认期间”既非诉讼时效，亦非除斥期间，只是体现一种对私有财产所有权优先保护和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定性原则的尊重，因此，对于“主体确认期间”的确定，不宜过长。

2、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 变更登记”的相关规定，公司变更登记事项的，一般应自变更登记事项决议或决定作出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因此，参照适用之，同时考虑到“主体确认期间”，可参照上述规定确定“显名确认期间”。同时，为防止继承人拒绝、怠于或者因重大过失不及时向公司提出确认申请，避免公司的期限利益损失，也应对继承人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时间予以限定。对于因继承主体资格的确定争议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件，法院也宜本着效率的原则快审速裁。

3、如果自然人股东的多个继承人不能在“主体确认期间”最终确定股东资格的继承人的，又不提起诉讼的；或者具备股东资格继承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无正当理由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公司提交确认申请书的，则应视为放弃股东资格的继承，由公司依股权转让或者股份回购规则办理为宜。

4、如果公司在“显名确认期间”拒绝或者怠于履行继承人的股东资格的确认义务，则具有股东资格继承的主体资格的继承人有权在该期限届满之日起根据《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3条、第24条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内部确认向司法强制确认转换。同理，为避免原自然人股东拥有的股权处于长期虚置的状态，对于继承人提起司法强制确认的法定期限也不宜设置过长。同时，为体现效率，对于股东资格继承的司法强制确认之诉，在审理程序上可参照适用“确认调解协议案件”的特别程序，并参照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80条关于特别程序审限的规定。

5、在股权虚置期间，公司及公司的其他股东积极作为侵害原自然人股东股权的，依法获授股东资格的继承人在股东身份确认之后可提起侵权赔偿之诉；在继承人向公司提出股东资格确认申请书后，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怠于履行股东资格确认确认程序的，造成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公司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有过错的，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作者简介：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