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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全国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情况的通报

安监总厅安健〔2011〕6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自2009年11月1日《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申报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27号，以下简称《申报管理办法》）施行以来，各地区认真贯彻落实，在组织发动、宣传培训、督促指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职业危害申报工作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职业危害申报基本情况

（一）职业危害申报企业数量大幅增加。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通过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职业危害申报系统进行网上申报的企业有121779家，其中申报企业数量超过5000家的地区有：河北省14981家，浙江省13290家，江苏省12411家，安徽省11070家，上海市10352家，四川省9382家，贵州省8612家，辽宁省8402家，湖南省5413家。

（二）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力度逐步加大。大多数地区都能在机构不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结合本地区实际，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推进职业危害申报工作。河北省通过职业危害执法检查，强力推进职业危害申报工作，成效显著。上海市通过召开申报推进会、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等方式大力推进申报工作，并对逾期未申报的企业主要负责人约见警示谈话。湖南省采取培训乡镇安监站人员，再由乡镇安监站督促指导辖区内企业进行申报的办法，将申报工作落实到基层。四川省实施职业危害申报“两步走”，先完成重点市州、再完成其余市州的申报。安徽、贵州等地根据所属地市申报情况，分解下达申报任务，并加强督办检查。江苏、山东、云南等地针对中央驻地、省属、市属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分别确定了不同的申报完成时限。吉林、黑龙江、江西等很多地区都将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列入了安全生产目标责任考核指标，加大了申报工作推进力度。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职业危害申报工作虽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差距仍然很大，问题仍然较多。主要表现在：一是地区之间工作不平衡。从全国范围看，有的地区申报工作已经进入正常化、规范化轨道，但有些地区申报工作才刚刚起步，有的甚至尚未进行统一的安排和部署。二是申报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很多企业的申报信息尚不能反映企业职业危害的真实状况，个别地区为了追求申报数量，存在对申报材料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三是宣传培训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目前企业不知道要进行职业危害申报、不知道怎么申报的问题还较为普遍。四是申报覆盖范围仍很小。尽管目前有12万余家企业进行了申报，但与应申报企业数相比差距很大，大量企业尚未进行职业危害申报。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为进一步做好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以下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抓紧抓好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开展职业危害申报是做好职业健康监管工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有助于企业掌握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状况、提高防范意识，也有助于安全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提高监管效率。《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明确提出了“用人单位职业危害申报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根据目前的申报进度，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各级安全监管部门一定要充分认识职业危害申报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尽快实现职业危害申报工作常态化、规范化。

（二）加大宣传培训力度，提高企业自主申报意识。一是要加大对《申报管理办法》的宣传贯彻力度，使企业充分认识职业危害申报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以及做好申报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企业开展申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要加大对安全监管部门尤其是市、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职业健康监管人员的培训力度，使他们熟悉和掌握申报的内容、程序、方式等相关规定，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三是要通过集中培训或以会代训等各种方式，教会企业相关管理人员如何进行申报。总之，要通过大量的宣传培训工作，使职业危害申报变成企业的自觉行动，督促企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如实地做好申报登记工作。

（三）制定申报计划，加强目标考核。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采取分步达标、逐步推进的办法，研究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职业危害申报推进计划，确定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对于不同行业（领域），要本着先重后轻的原则，紧紧抓住粉尘与高毒物品危害严重的行业（领域），优先予以推进，明确各阶段所要达到的申报率及完成时限。对于同一行业（领域），要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首先在中央企业或省（市、县）属企业范围内做到全申报、全覆盖，再逐步扩大范围，实现行业（领域）内所有企业职业危害申报全覆盖。要学习借鉴一些地区切实可行的经验，将职业危害申报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工作目标考核内容，严格对所属地区的监督考核，推动各地区按计划完成职业危害申报任务。

（四）加大监督执法力度，不断扩大申报覆盖面。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企业职业危害申报情况，开展随机抽查检查工作，对企业上报的数据进行核实，确保申报信息真实可靠。要加大对已申报企业的执法检查，根据企业职业危害申报情况和职业危害严重程度确定重点监管对象，加强日常监督检查，督促企业落实责任，提高职业健康管理水平。要加大对未申报企业的执法检查，通过严格的监督执法，促进企业履行申报义务，不断扩大申报覆盖面。对发现存在职业危害而未依法申报的企业要责令限期改正，督促其在规定时限内进行申报，对拒不申报的，要严格按照《申报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依法进行处罚。要将监督执法与职业危害申报有效地结合起来，形成相互促进的工作机制。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二○一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试论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刘长秋
（200020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

法律责任是立法者实现其立法目的的最后保障手段，因此在立法体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任何法律基本上都是围绕法律责任的根据、范围、承担者、法律责任的认定、法律责任的形式与实现而展开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脱离法律责任来谈立法的目的、法律制度与措施。[1] 当前，随着我国环境法学研究的日渐广泛和深入，国内理论界有关环境刑事责任的探讨也越来越多，然而，对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达则相差甚大。笔者以为，这种状况不但不利于人们准确地把握环境刑事责任以及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适用，并也会对我国国内环境法学尤其是国内环境刑法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带来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拟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问题略加探究。
一、理论界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一般表述
从国内学者就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研究和表述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比较典型观点：
（1）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2] 诸如此类的表述还有：环境刑事责任是指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已经构成犯罪所要受到的刑事制裁。[3]
（2）认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4]
（3）认为环境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违反环境行政和民事合同的约定，严重破坏了法律上的或合同中的功利关系或道义关系所应承担的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和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5]
应当承认，上述种种定义，都从某一个侧面对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或外延进行了揭示，有助于启发我们进一步探讨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但另一方面，这些定义又都分别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加以评述和指正。但在评述和指正这些定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就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方法问题谈两点看法。
首先，我们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应当采取“就简弃繁”的原则，尽可能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准确表述出环境刑事责任的内涵及外延，就是说，“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尤其切忌将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表达得过于抽象和复杂，否则，将只会给人们理解环境刑事责任的准确含义带来困难。其次，任何定义都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企望一个定义里揭示事物的一切。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一真正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所以，我们界定一项事物时，没有必要追求一个绝对适合该事物的“恰当”定义。以此为基点，在界定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时，我们只需要揭示该定义最本质的特征，使其能够与其他法律责任（如环境民事责任、环境行政责任、军事犯罪刑事责任、生命科技犯罪刑事责任等）区别开来即可，而没有必要将其界定得过细、过精。立足于上述两点看法，我们来评述一下上引三种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表述。
二、对以上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评述
首先，就定义（1）而言，该定义是当前国内法学界尤其是环境法学界对环境刑事责任最常见的表述，但事实上，这种定义方式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因为依据该定义，我们不难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只有在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犯罪的情况下，才可以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我们不仅要产生疑问，假如行为人所故意或过失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没有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是否就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呢？假如从该定义的字面意思来理解，答案似乎只能是肯定的。然而，事实上，刑法在规定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并没有以“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作为要件，在很多情况下，行为人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即便没有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也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例如，我国刑法规定的“非法处置进口废物罪”、[6] “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7]“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8]等，都没有以“造成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为犯罪构成要件。从这一点上来说，该表述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不宜以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
其次，就定义（2）而言，该定义尽管看似较为全面，但却容易给人以混乱的感觉，导致人们对环境刑事责任产生错误的认识。因为该定义中内含了五个限定条件，即：“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构成犯罪”，但该定义却并没有明确这五个限定条件的关系如何，是递进关系呢？还是并列关系？而从法理上来说，这五个限定条件关系如何将直接导致环境刑事责任内涵的不同。例如，假如是并列关系，则环境刑事责任显然就是指包括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严重破坏环境资源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而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而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等在内的法律责任。而假如是递进关系，则环境刑事法律责任就只能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严重破坏环境资源，从而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致构成犯罪所应负的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显然，在并列关系与递进关系的不同情况下，人们根据该定义会对环境刑事责任有不同的理解。基于此，我们认为，定义（2）有画蛇添足之嫌，也没有对环境刑事责任作出相对科学的界定。
再次，就定义（3）而言，该定义充分考虑和权衡了环境犯罪在民法、刑法以及行政法上的影响，并且从环境民法、环境刑法及环境行政法三个角度对环境犯罪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进行了全面界定。这种定义方式是较为新颖和有突破精神的。但在具体表述上，该定义也存在明显问题。例如，该定义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国家、社会及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但实际上，环境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国家与犯罪行为人（包括单位及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涉及到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单位、个人与社会或单位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将环境刑事责任表述为“对国家、社会与环境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还说得过去，但如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对人、单位的补偿、惩罚或其他性质的具有强制性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则是显然不正确的。此外，从法理上来说，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公法性的保护性法律关系，其主体一方必须是国家。但定义（3）却将环境刑事责任界定为“环境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应承担的……不利刑事法律后果”，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依此来理解和把握环境刑事责任，则作为环境刑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国家也将是这类法律责任的承担者之一，而国家作为刑事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依法理是不可以作为刑事责任承担者的。从这些方面来分析。定义（3）也没有很科学地表述环境刑事责任的定义，也不是环境刑事责任的科学定义。
三、关于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科学表述
我们认为，对环境刑事责任定义的界定应当把握以下三个要点：首先，环境刑事责任是一种只能够由单位或个人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国家不能够作为环境刑事责任的主体。其次，环境刑事责任必须是行为人因实施环境犯罪（或因实施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而构成犯罪）而应承担的一种否定性法律后果。再次，环境刑事责任还必须是行为人因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违法性应当被作为承担环境刑事责任的一个基本要件。[9] 以此为基点，我们认为，所谓环境刑事责任就是指单位或个人因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从而构成犯罪所应承担的刑事法律后果；或者表述为：环境刑事责任是指环境违法行为人因实施环境犯罪行为而应当承担的必须受到刑事制裁的法律责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