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市犬类动物管理办法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5 02:46:14 浏览:9468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岳阳市犬类动物管理办法
岳政发[2003]24号岳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岳阳市犬类动物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湖风景区、屈原管理区，市直及驻市各单位：
《岳阳市犬类动物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岳阳市犬类动物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犬类动物管理，维护城市市容环境卫生，预防和控制人畜共患的传染病发生，保护人民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内饲养和经营宠物犬、演艺犬、食用犬、保卫犬、试验犬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犬类动物管理实行限制饲养、强制免疫、严格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犬类动物管理；公安、城管、工商、卫生、环卫等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共同做好犬类动物管理工作。
第五条 在城区范围内饲养犬类动物实行许可证制度。凡饲养犬类动物的养犬者应到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城区养犬许可证》，岳阳市城区的养犬者到岳阳市动物防疫监督站办证。其中饲养宠物犬须经所在地居委会或社区组织同意，饲养保卫犬须经公安派出所同意。
城区内严禁饲养食用犬，居民住宅区严禁饲养狼犬。
《城区养犬许可证》实行年审制度，每年3月到发证机关进行年审。
第六条 凡办理了养犬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每半年必须持《城区养犬许可证》携犬到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进行免疫接种，领取《免疫证》、免疫牌。
《城区养犬许可证》、《免疫证》和免疫牌由市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逐级领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涂改和转让。
第七条 准养犬繁殖的幼犬，必须在出生后满2个月时进行免疫接种。
第八条 准养犬变更养主，接受人应按第五条规定重新办理《城区养犬许可证》、《免疫证》，免疫牌继续有效。
养犬者变更饲养地，须在30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遗失或损毁证、牌标志的，须在15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补办。
第九条 经许可养犬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㈠饲养犬颈部佩带统一制作的免疫牌；
㈡不得携犬进入机关、学校、医院、商店、公园、饭店、宾馆等公共场所及人口密集地；
㈢不得携犬乘坐除“的士”以外的其它公共交通工具；
㈣犬只不得放养，户外携犬应由成年人看管，并束以犬链，采取防止犬只咬伤他人的措施；
㈤犬只在户外排泄粪便的，携犬人应当立即清除；
㈥养犬者应采取有效措施，保证犬只不危害和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
第十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应当取得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动物诊疗许可证》。岳阳市城区范围内由市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发证。
第十一条 经营犬类动物必须依法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犬只出售前必须经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疫，并取得免疫、检疫证明。岳阳市城区的犬只出售由岳阳市动物防疫监督站实施检疫。
第十二条 犬只咬伤他人，犬主应立即将伤者送医院诊治，同时将犬只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留观，发现狂犬病应立即处理，犬主应负担伤者的全部医疗费用和扑杀处理病犬等费用。
第十三条 发现狂犬病或其他人犬共患病疫情时，养犬者或当地基层组织应在12小时内向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报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卫生防疫机构要相互通报疫情，及时采取紧急防疫扑疫措施。
疫区内的所有犬类动物应立即扑杀，对狂犬病或疑似狂犬病的犬只必须进行深埋或销毁处理。严禁窝藏、转移、加工、出售染疫和死因不明的犬类动物。
无《城区养犬许可证》、《免疫证》的犬只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扑杀。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的，由动物防疫监督、工商、城管、卫生、环卫、公安等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专利代理条例》是规范专利代理行业的一部重要行政法规，自20年颁布以来，对规范专利代理行业、促进知识产权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我国专利法自1985年颁布以来，已经经历了三次修订，专利代理行业也有了十足的进步，《专利代理条例》中的大部分规范与知识产权发展现状不再符合，而专利代理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问题，需要有法律去规范，迫切需要对《专利代理条例》进行修订，以适应行业发展，促进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2011年2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专利代理条例（修订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送审稿》对《专利代理条例》作了重大修订，由现有的28条增加至55条，内容大大丰富，有很多的亮点，必将促进专利代理行业的发展，但仍有部分条款不尽合理，还应进一步完善。
一、《送审稿》的亮点
1、将“专利代理人”变更为”专利代理师”，以提高专利代理师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2、规范了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执业证的取得、注销、吊销等程序；3、明确了专利代理机构属中介机构的性质；4、完善了专利代理机构的申办条件及审批程序；5、加强了对专利代理师、专利代理机构的监督机制，规范了公平竞争程序；6、规定专利代理师、专利代理机构的社会援助义务，以增强专利代理师、代理机构的社会责任感；7、内容更加充实，由现有的20多条增加至55条，使得条例更具有操作性。《送审稿》的诸多修订亮点，充分显示了国家队《专利代理条例》的重视，同时也显示了国家队专利代理行业，对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视程度。《送审稿》的亮点也被很多媒体报道并分析，再次不再赘述。
二、进一步修订建议
（一）关于专利代理师的定义
根据《送审稿》第六条规定：专利代理师，是指持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和《专利代理师执业证》的人员。首先，该条款存在重复定义，因为根据《送审稿》第九条规定，只有取得代理师资格的人，才可以申请领取代理师执业证，即取得代理师执业证的人必定具备代理师资格，送审稿规定代理师指持有代理师资格证和代理师执业证，其内容显然存在重复定义；第二，代理师资格证是一种资格，送审稿用“持有”不太合适，如果代理师资格证或代理师执业证遗失了，在补办期间，代理师显然不持有两证，如果按送审稿规定，他们就不再是代理师，而事实上，代理师证补办期间，仍然是代理师；第三、代理师的定义中没有强调代理师应执业，按照有关规定对代理师的年审要求，代理师执业期间，必须实际执业，否则其执照可能不能年审通过，故代理师定义中应当含有代理师执业这一部分。《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送审稿完全可以借鉴上述成熟立法的规定，对专利代理师做出更精准的定义。
《送审稿》第六条修订建议：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师，是指依法取得专利代理师执业证，接收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专利事务服务的执业人员。
（二）关于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的限制
无论是现行《专利代理条例》还是《专利代理人考试办法》，都规定，申请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必须是理工科专业学历，也即文科专业学生无报考资格，《送审稿》也不例外。立法之所以做上述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专利代理师业务的专业性，理工科背景的人员更容易理解相关技术文件，更容易和发明人、设计人交流，究其根本，这里的理工科教育背景的行业准入限制，其本质是对代理师的知识领域的要求，以保障专利代理服务的质量，为专利权保护夯实基础。
这种限制看上述似乎合理，但实际上有弊端：第一，限定理工科背景专业，完全堵死了只有文科背景的人员的考试资格和入行资格，限制了专利代理师队伍的壮大；第二、按有关分类，数学专业属于理科专业，可以报考专利代理人，但一个学数学专业的人很难说他们对工科技术了解多少，他们与发明人交流起来，除了数学公式外，同样存在障碍，而纯粹数学上的突破不能申请专利，按理说，他们也不应参加专利代理师资格，但现行规定却没有限制，故这对文科生是不公平的；第三，执业资格的专业限制，实属行业准入限制，是行业垄断，这有违公平原则。事实上，能否与发明人交流或提供优质的服务，其根本在于专利代理人自身以及行业的竞争状况，一个负责人的代理人在加上激烈的行业竞争，必将促使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即便他们没有教育背景，也可以通过学习得到补充，不负责任的代理人，无论他是否有理工科背景，都会被市场竞争而淘汰掉，故，是否有理工科背景不应成为取得代理师资格的限制条件，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如果只是面不够，也会被行业竞争所淘汰；第四，《送审稿》第八条规定的不通过资格考试而核发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人员中并为要求必须是理工科专业，这就是说非理工科专业的人员也可能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这显然不公平。
我国《律师法》并没有把法学或相关专业作为取得律师资格的限制条件，《注册会计师法》也没有把会计或相关专业作为限制条件，事实上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律师、非会计专业的注册会计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行业内有极高的声誉，他们的存在也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也相应说明行业准入限制过多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壮大，应该吸取兄弟行业的立法经验。
另外，《送审稿》统一要求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的人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而没有对我国特别偏远贫困地区给予适当照顾，对然在考试过程中，有“地方证”在照顾欠发达的地区，但这仍不足以解决偏远低于专利代理人才欠缺的难题。拥有数十万人的律师行业，在规定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的学历时，对偏远贫困地区也给予了适当放宽的照顾，建议《送审稿》也应吸取兄弟行业的立法经验，对特别频宽偏远地区人员的报考条件给予适当放宽。
《送审稿》第七条修订建议：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一）品行良好；
（二）十八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
（四）通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举办的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
对于特别偏远、平困地区的考生，可以是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具体范围及执业要求，由国家知识产权制定办法规范。
（三）关于专利审查员从事专利代理师职业问题
《送审稿》的内容，专利代理师资格分两种情况取得：一是通过统一的代理师考试有国务院专利部门取得；一是不通过统一考试，而由国务院专利部分核发取得，其对象限定专利审查员或专利法律研究人员，如果可以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资格，必将使大量的专利审查员涌入专利代理行业，虽然专利审查员都是专利审查的专家，但专利代理师的首要目的是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而专利审查员很多事限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何既能获得较大的保护范围而又能获得授权，是专利代理师考虑的重点，却不是专利审查员考虑的重点，二者还是有所不同。就拿律师职业和法官职业来说，从没有法律规定，当几年法官后不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申请律师执业。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资格，对广大专利代理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审查员加入专利代理师队伍固然会促进专利代理师行业的壮大发展，但也会导致专利审查队伍人才流失，降低专利审查员队伍的业务能力，把我不好专利审查这一关，就不能促进专利代理师的工作质量；一个合格审查员的培养，一般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五年后审查员为了更好的发展去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损失；也会某种程度上说，专利代理人也是专利审查员的学生，专利代理师经过多次与专利审查员交流沟通后，不仅能及时发现自己工作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也能悟到如何提高自己的专利代理水平。
由于《送审稿》没有限制专利审查员报考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故而专利审查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但《送审稿》未对专利审查员担任代理师后的执业做任何限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纰漏。专利审查员在专利申请、复审、无效程序中相当于法院的法官，其长达十年的工作，他们将建立广泛而又稳定的“同事关系”，他们离开审查岗位进入代理行业，在专利申请、复审、无效程序中也极为有利，过去的同事关系，使得他们比其他代理师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他们的请求更容易获得支持，无审查员经历的代理人显然无法和他们竞争。某些专利代理机构对外宣称他们的专利代理人曾担任专利审查员，保证申请授权，进而收取高额代理费，类似这样的不正当竞争也不乏少数。审查员离职后担任代理人也容易滋生腐败和不正当竞争，这样的相似案例不乏少数，商务部条法司郭京毅案便是典型。
专利审查员和专利代理师的关系就如同法官和律师时间的关系，专利审查员转行做专利代理人相当于法官去做律师，其与原单位的因缘难以保障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的公平性，虽然专利申请、复审不存在双方当事人，但社会公众实际上就是专利申请、复审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审查程序不公正，必将对社会公众不公平，故，即便是审查员可以入职专利代理师，也应对其从业有所限制，《律师法》就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法官法》等法规都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对避免了诉讼程序的不公正，不正当竞争起了重大的作用，《送审稿》应当吸纳上述类似规定，对专利审查员从事专利代理师有所限制，以避免不正当竞争及专利审批程序的不公正。
修改建议：
第一，删除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的规定。最理想的是：专利审查员必须通过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即统一代理师和专利审查员的资格考试，就向法院和律师资格统一考试一样。
第二，新增规定：专利审查员离职后五年内，不得担任专利申请、复审、无效业务，只能从事诉讼的专利法律事务以及其他不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法律事务。
（四）关于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根据《送审稿》的规定，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包括普通合伙制企业、特殊的不同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也可以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受专利代理条例及相关法规调整，故取得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是专利代理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合伙企业法》和《送审稿》明确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必须到工商部门登记，但根据《律师法》的规定，设立律师事务所不需要到工商部门登记，律师事务所显然不属于合伙制企业，相对应的也不属于专利代理机构，这显然不合适。故在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时应当包括律师事务所，当然在规定专利代理机构设立条件时，也应有所区别。
修改建议：第十七条 专代理代理机构包括不同合伙企业、特殊合伙企业或者专利代理公司以及依照本条例及相关法规规定取得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
同时，对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条件中，明确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代理机构的遵照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五）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的资格问题
根据《送审稿》的规定，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必须是专利代理师，法人或非专利代理师不能成为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保障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质量，但这样的限制条件也限制了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和壮大，行业力量微小。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大批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仅仅是名义股东，并不是真实的出资人，也充分说明这样的限制并不合理。专利代理师都是工科出生，无论是教育背景还是他们的资金实力都可能有限，作为股东的专利代理人不仅要管理代理机构，还要从事专利代理业务，这致使他们无法抽出充分的时间和资金管理代理机构，事实上企业的管理能力和资金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大因素，我国很多专利代理机构做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能力及资金实力无法跟上企业的发展需要，而相对比较大的代理机构几乎都是当时改制的或是律师事务所，例如柳沈律师事务所等。专利代理机构要发展壮大，必须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注入，而优秀的人才的注入，往往要给予高额的报酬，并通过好的管理方式将他们留下，但大部分代理机构都无法给予高报酬，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同时，开办抓里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并不要每个合伙人都是专利代理师，这使得其他代理机构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促进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行业的壮大，对专利代理机构的投资人的范围应适当放宽。
《送审稿》规定申请作为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的，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这一规定，将合伙人的年龄限定为65随以下，实际上是限制了公民财产权中的处分运用的权利，也是不公平公正的。事实上，如果代理人65岁之前担任股东或合伙人的，65岁之后仍可以担任股东，并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代理人不能担任股东，必须把其转让其股权，年龄限制显然也不公平。
《送审稿》对专利代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的条件限制，可能是将公民的投资权和执业资格相混同，这确实很遗憾。但是如果不对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做任何限制，这也不合理，但只需做部分限制即可，即规定至少有几名合伙人应满足条例规定的限制条件，这也既可以保障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质量，也可以促进行业发展壮大。
修改建议：
第十七条（第二款） 专利代理机构为合伙企业的，至少有三名合伙人为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机构为优先责任公司的，应当有五名以上的股东为专利代理人。
第十九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人为股东或合伙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品行良好；
持有专利代理师资格：
具有两年以上专利代理师职业经历；
能够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是股东，并应是专利代理人。
删除“专利代理人65岁以上的专利代理人担任股东”的限制。
成文法的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
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是当前法院工作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审判主要依据成文法进行，成文法虽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且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困扰着立法和司法。因此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对提高司法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立足于中国现实，着眼于中国古代和世界范围，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成文法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克服手段及中国目前应注意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给对新时期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的司法能力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成文法 局限性 认识与克服
成文法（written law）也称制定法，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依照特定程序创制的，以文字的条文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它的文本通常被称为法典。成文法的出现与繁荣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我国从春秋战国时制定公布成文法以来至今，一直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世界上在欧、美、亚、非洲及一些特定的地区，采取成文法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即使在采取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成文法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成文法以其明确具体、稳定（严格的修改废止程序）、较好的预防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全自由及改革等优越性在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成文法从诞生时起就带着巨大的阴影——局限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它，困扰着制定和适用它的国家和人们。这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历史规律和现象，在大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是中国古代
法制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一）理性而正确地认识“制律—补律—代律—破律”的周期律。
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几乎都在建国之初由皇帝亲自主持，倾举国律学才俊之力、汇集历代律典之精华、精雕细琢制定出一部精致完备的法典作为“祖宗成法”，让后代信守，且不容做任何修改。从《法经》肇始，到《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的制定都是如此。《宋刑统》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首肯的宋代第一部法典，历代君主都不敢轻易改变；《大明律》定本后，朱元璋命令子孙嗣君不得更改，“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然而，这种超刚性的“完美”法典，适用不长时间，后世皇帝就冒着“不孝”的指责，先是“以敕（例）补律”、“律敕（例）并行”、随后“以敕（例）代律”、最后干脆“以敕（例）破律”了，基本上形成了周期性的规律，（2）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对这种现象，几乎所有现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是“造成了混乱，破坏了法制，产生了恶劣后果”。孰不知这是由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性造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其必然性和正确性。因为从开国之初到王朝的中后期，少则几十年，多则成百年，法典适用的政治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祖宗成法”已不能解决当时的新情况，然“定律不可改”，虽经过如“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成化元年又令谳囚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3）的痛苦挣扎，但最后都不得不走“破律”的历史老路，特别是在不得不变法的特殊时期，“破律”更是必然——北宋编敕142种，其中神宗时期64种，约占总数的一半，敕条之多、规模之大，远超历代，盖因神宗时期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变法。敕、例因其针对性强、灵活、便捷的特点，能迅速适应大量新的复杂情况，不失为有效的办法，故历代都用之不疲。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而正确地认识。
（二）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
古人并不比今人愚笨，先贤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早有认识，如《吕氏春秋》中就有精辟论述，（4）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还创造了“刻舟求剑”等成语，批评“以死守法”，提倡“因时变法”；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等都是至理名言。统治者对此也有认识，如宋神宗从改革角度出发，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而律恒存于敕之外。”
（三）中国古代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1. 法律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历代的法律形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律”，而是多种形式并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体系。如秦朝的令、制、诏、程、课、式、廷行事，汉朝的令、科、比，唐朝的令、格、式、敕、典、例，宋朝的敕、令、格、式、断例、指挥、申明、看详，明朝的令、诰、例、诏等，都是对基本成文法“律”的补充。其中有的是通过立法，用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敕、令、格、式、典、例等，有些则是用不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廷行事、断例等，“律所不载，然后用例”。比也是常用的手段，“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5）汉律中有“决事比”，《唐律》五百条，向称完备，也有类推，《清律》中亦规定：“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上述诸种法律形式并用，相互补充、完善，使整个法律体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2. 实质为道德和习惯法的“礼”是极其重要的法源。礼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核心，经过汉代的“春秋决狱”，魏晋南北朝的“引礼入法”，直至隋唐的“一准乎礼”，浸透在中国古代法律之中，“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唐律疏议》开篇就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阳晓秋相须而成者也。” 封建统治者并将许多原属礼的规范赋予法律的形式，同时礼也是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工具。
3. 重视法律解释。汉代法学是从经学中发展而来，自董仲舒开“引经决狱”之先河，两汉名儒皆以“经义决狱”为时尚，如公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学派，竞相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晋代杜预、张斐为《晋律》作注，并说：“今所注皆网罗注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6）其目的是“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尤其是他们的注解，经朝廷认可颁行天下，与律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故后世又称《晋律》为“张杜律”。唐《永徽律》制定后，又命皆是一时之选的19位“解律人”对之进行疏解，是历次修律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疏文与律文合为一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解释对成文法起了极大的补充作用。
4. 在特殊时期对法律做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法事件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除去政治因素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法律的变革，故名“变法”。就是因为原有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现时的需要，敕、令等“小变”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大的系统改革。为此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甚至生命的代价。
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既有上述成功经验，也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虽然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特别是补充理论；虽然有许多克服手段，但没有控制好，甚至失控，发生混乱，这主要是指对敕、例未做必要而有力的限制，使灵活性变质为随意性，从而破坏法制，如宋仁宗本人就说：“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更改，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7）唐玄宗也说：“如闻用例破敕及令格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8）这些教训应该成为今天的殷鉴。
二、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自法典化运动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存在着有关法典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法典是成文法的代表，法典化反映了人类统一法律的愿望和以一部完善的法典一劳永逸地调整社会关系的企图。从迪伯与萨维尼的争论，到潘德克顿与日耳曼法学派的论争；从19世纪末以埃尔利希为代表的自由法学否定法典的功能，主张自由发现法律、发展活的法律，到韦伯强调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争论一直不断。西班牙法学家早就提出过“后法典化时代”的概念，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授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lil Irti）1978年发表论文《解法典化时代》（L’eta delladecodificazione），公开向传统法典化挑战，从而开创了“解法典化” （Decodification）思潮。其实，解法典化现象几乎早在所有民法典国家都存在，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坚守住民法典的纯粹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都有用特别法和判例解法典的实际行为。
（二）概念法学的破产为成文法国家敲响了警钟。概念法学是一种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法学流派，（9）其主要观点为：在法律源渊上，独尊成文法典，认为法典是唯一法源，排斥习惯和判例等的法源地位；在法律体系上，强调逻辑自足性，对法典的内容完全自信，对条文的逻辑严谨津津乐道，对法律概念的准确孤芳自赏；完全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认为法官仅仅运用逻辑三段论推理，使法官沦为适用法律的自动机器，视判决为“复印”法律条文的过程；在法律解释上，强调逻辑操作性，仅限于逻辑、文义和体系解释；认为法学是纯粹的理性认识，不需要价值判断，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只讲安定性，不讲灵活性。概念法学无视成文法的缺陷，最后导致“恶法亦法”的恶果，严重干扰了纽伦堡审判，先后受到新自然法学、目的法学、自由法学、科学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等法学流派的群起严厉批判，最终破产。从而敲响了清醒认识成文法局限性的警钟。
（三）成文法国家大量吸收不成文法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一些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尽管以成文法为主，但也在逐步学习判例法系的灵活性、实用性，判例制度较为发达。德国、法国利用判例修正已使用一百多年的民、商法典；德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最高法院或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问题上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法国最高法院承认自己公布的判例具有权威，而其行政法则主要是判例法；日本规定违反判例和违反宪法一样，可以作为上诉理由，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都出版有判例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许多成文法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坦噶尼噶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保留并系统编纂了习惯法。
三、对成文法局限性的理性分析
以上古今中外的种种法律现象都表明一个结论，这就是成文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局限性，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认识和理智分析，这在成文法国家显得尤为必要。
（一）哲学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正反两个方面，“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10）对成文法这一法律现象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它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注重其优越性而忽视其局限性，这是大多数人通常的思维习惯。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成文法为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形式。事物的发展是其内部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成文法体制下，由于成文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易变性的矛盾，立法者认识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再加上语言文字对立法意图表述功能的有限性，必然使成文法的局限性始终难于避免，成为永恒的客观存在。
（二）具体分析
具体来说，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 滞后性。在整体上成文法与社会生活不能同步发展，永远落后于社会实际。“时代是进化的，法律是保守的。”（11）成文法制定出来后，在一定时期内就不变了，不能朝令夕改，这就是成文法的稳定性，因此有人说，法律如同文学作品，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僵死了；但社会生活却在一刻不停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因为制定了法律或没有法律调整而停止运动；而立法又不能及时跟进，因为立法要有一个从立项、调查、起草、讨论、审议、通过、公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尽管在立法时都比较重视法律的前瞻性，但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都是准确全面的。“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12）故成文法的滞后性在所难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法律也就对社会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阻碍其发展，如计划经济时的法律法规，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2. 不周延性。成文法不能全面反映和规范社会生活，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游离于法律之外。立法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认识活动，而认识本身就有不全面、不正确的成分。面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立法者煞费苦心也无法做到无一遗漏，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法律漏洞不可避免，表现在实践中就是立法空白。“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问题。”（13）这样大量新型或“怪异”案件如爱心捐款归属案、侵害死胎案、明星广告误导索赔案、环境行政诉讼案、艾滋病人故意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案、帮助小偷兑现欠条案等按现行法律很难审理，（14）就会出现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定向犯罪”。（15）
3. 不协调性。由于利益冲突，立法的主体、时间及具体情势等的不同，再加上立法者也有难以避免的技术失误等原因，一些成文法矛盾丛生，不相协调，产生“法律打架”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旧法交替时期，会造成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成文法数量很大，特别法与普通法、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虽然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解决原则，但根据上述原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另一角度看，此法与彼法、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条文、甚至一部法律的同一条文中的不同款项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如：现行《破产法》与《担保法》关于职工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到底谁应在清算程序中优先受偿的规定有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担保法》第6、21等条与第28条之间及第28条1、2款之间，也有逻辑矛盾。（16）大陆法系的民法中，在涉及“物”的领域，把人看作是“不愠不怒、不喜不悲”的“抽象人”、“理性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则将人看作是有七情六欲的“具体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规定对物的损害只赔偿经济损失，而对人的伤害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精神损失；从而导致人饲养的宠物受到伤害后，不能赔偿主人精神损失的有悖常理的结果，这是立法者人为割裂而造成的矛盾。
4. 不合目的性。成文法用文字条文表达立法意蕴，但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合拍，有时词不达意，会出现不完善与不周密的问题，不能准确表述。这就更需要法律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立法原意，也难以保证。
5. 不确定性。成文法用书面语言来表述，而书面语言本身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特别是汉语的多义性，很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概念产生歧义，有多种理解和解释，造成模糊不清的结果。尤其是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词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诚实信用”、“重大误解”、“处理”等兼具日常用语、法律用语甚至文学用语的功能，内涵模糊丰富而外延又难以确定，越解释越迷糊。实践中各个法院会有不同理解，导致同案异判，难怪乎我国法官对法条释义之类的书籍格外垂青和渴望。
6. 限制甚至窒息法官的创造性。从中外历史上看，成文法就是为防止“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的法官擅断而制定的，有其进步性。但这也在同时限制甚至窒息了法官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是司法能力的最高境界，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在成文法下，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法官受律条约束较为严格，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难以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实施法律，极可能对无法可依的情况无可奈何。我国法官对审委会过度依赖，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极难产生象英美法系国家的卡多佐、丹宁那样著名的法官。这种状况极不利于司法能力的提高。
四、我国现阶段对成文法局限性应采取的克服手段
（一）依宪法补充。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判案，历来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宪法序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法院最主要的活动——审判活动也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引用宪法条文的。但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不可随意引用，只有当普通法律无具体规定，而宪法有原则规定及相关精神时，方可作为补充方法援用。在刑事案件中，定罪科刑不需援引宪法，但可把宪法条款作为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直接法律根据，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用宪法条款作无罪辩护的权利。最高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和“工伤概不负责案”作出的司法解释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适用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成文法局限性的客观存在，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余地。这就需要寻求一条协调立法与司法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即是在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确定几条具有普遍适用价值和一定弹性的基本原则，把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基本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于是法律基本原则也就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限制发挥着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
一、《送审稿》的亮点
1、将“专利代理人”变更为”专利代理师”，以提高专利代理师的社会声誉和社会地位；2、规范了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执业证的取得、注销、吊销等程序；3、明确了专利代理机构属中介机构的性质；4、完善了专利代理机构的申办条件及审批程序；5、加强了对专利代理师、专利代理机构的监督机制，规范了公平竞争程序；6、规定专利代理师、专利代理机构的社会援助义务，以增强专利代理师、代理机构的社会责任感；7、内容更加充实，由现有的20多条增加至55条，使得条例更具有操作性。《送审稿》的诸多修订亮点，充分显示了国家队《专利代理条例》的重视，同时也显示了国家队专利代理行业，对国家知识产权发展的重视程度。《送审稿》的亮点也被很多媒体报道并分析，再次不再赘述。
二、进一步修订建议
（一）关于专利代理师的定义
根据《送审稿》第六条规定：专利代理师，是指持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和《专利代理师执业证》的人员。首先，该条款存在重复定义，因为根据《送审稿》第九条规定，只有取得代理师资格的人，才可以申请领取代理师执业证，即取得代理师执业证的人必定具备代理师资格，送审稿规定代理师指持有代理师资格证和代理师执业证，其内容显然存在重复定义；第二，代理师资格证是一种资格，送审稿用“持有”不太合适，如果代理师资格证或代理师执业证遗失了，在补办期间，代理师显然不持有两证，如果按送审稿规定，他们就不再是代理师，而事实上，代理师证补办期间，仍然是代理师；第三、代理师的定义中没有强调代理师应执业，按照有关规定对代理师的年审要求，代理师执业期间，必须实际执业，否则其执照可能不能年审通过，故代理师定义中应当含有代理师执业这一部分。《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注册会计师是依法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接受委托从事审计和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的执业人员。送审稿完全可以借鉴上述成熟立法的规定，对专利代理师做出更精准的定义。
《送审稿》第六条修订建议：本条例所称专利代理师，是指依法取得专利代理师执业证，接收委托或指定，为当事人提供专利事务服务的执业人员。
（二）关于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的限制
无论是现行《专利代理条例》还是《专利代理人考试办法》，都规定，申请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必须是理工科专业学历，也即文科专业学生无报考资格，《送审稿》也不例外。立法之所以做上述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专利代理师业务的专业性，理工科背景的人员更容易理解相关技术文件，更容易和发明人、设计人交流，究其根本，这里的理工科教育背景的行业准入限制，其本质是对代理师的知识领域的要求，以保障专利代理服务的质量，为专利权保护夯实基础。
这种限制看上述似乎合理，但实际上有弊端：第一，限定理工科背景专业，完全堵死了只有文科背景的人员的考试资格和入行资格，限制了专利代理师队伍的壮大；第二、按有关分类，数学专业属于理科专业，可以报考专利代理人，但一个学数学专业的人很难说他们对工科技术了解多少，他们与发明人交流起来，除了数学公式外，同样存在障碍，而纯粹数学上的突破不能申请专利，按理说，他们也不应参加专利代理师资格，但现行规定却没有限制，故这对文科生是不公平的；第三，执业资格的专业限制，实属行业准入限制，是行业垄断，这有违公平原则。事实上，能否与发明人交流或提供优质的服务，其根本在于专利代理人自身以及行业的竞争状况，一个负责人的代理人在加上激烈的行业竞争，必将促使其提供优质的服务，即便他们没有教育背景，也可以通过学习得到补充，不负责任的代理人，无论他是否有理工科背景，都会被市场竞争而淘汰掉，故，是否有理工科背景不应成为取得代理师资格的限制条件，应当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如果只是面不够，也会被行业竞争所淘汰；第四，《送审稿》第八条规定的不通过资格考试而核发专利代理人资格证的人员中并为要求必须是理工科专业，这就是说非理工科专业的人员也可能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这显然不公平。
我国《律师法》并没有把法学或相关专业作为取得律师资格的限制条件，《注册会计师法》也没有把会计或相关专业作为限制条件，事实上有很多非法律专业的律师、非会计专业的注册会计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行业内有极高的声誉，他们的存在也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也相应说明行业准入限制过多不利于行业的发展壮大，应该吸取兄弟行业的立法经验。
另外，《送审稿》统一要求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的人必须具备本科以上学历，而没有对我国特别偏远贫困地区给予适当照顾，对然在考试过程中，有“地方证”在照顾欠发达的地区，但这仍不足以解决偏远低于专利代理人才欠缺的难题。拥有数十万人的律师行业，在规定取得律师资格的人员的学历时，对偏远贫困地区也给予了适当放宽的照顾，建议《送审稿》也应吸取兄弟行业的立法经验，对特别频宽偏远地区人员的报考条件给予适当放宽。
《送审稿》第七条修订建议：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中国公民，可以申请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专利代理师资格证：
（一）品行良好；
（二）十八周岁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三）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
（四）通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举办的全国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
对于特别偏远、平困地区的考生，可以是高等院校专科以上学历，具体范围及执业要求，由国家知识产权制定办法规范。
（三）关于专利审查员从事专利代理师职业问题
《送审稿》的内容，专利代理师资格分两种情况取得：一是通过统一的代理师考试有国务院专利部门取得；一是不通过统一考试，而由国务院专利部分核发取得，其对象限定专利审查员或专利法律研究人员，如果可以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资格，必将使大量的专利审查员涌入专利代理行业，虽然专利审查员都是专利审查的专家，但专利代理师的首要目的是扩大专利权的保护范围，而专利审查员很多事限制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如何既能获得较大的保护范围而又能获得授权，是专利代理师考虑的重点，却不是专利审查员考虑的重点，二者还是有所不同。就拿律师职业和法官职业来说，从没有法律规定，当几年法官后不通过司法考试就可以申请律师执业。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资格，对广大专利代理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审查员加入专利代理师队伍固然会促进专利代理师行业的壮大发展，但也会导致专利审查队伍人才流失，降低专利审查员队伍的业务能力，把我不好专利审查这一关，就不能促进专利代理师的工作质量；一个合格审查员的培养，一般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五年后审查员为了更好的发展去从事专利代理业务，对国家来说也是一种不小的损失；也会某种程度上说，专利代理人也是专利审查员的学生，专利代理师经过多次与专利审查员交流沟通后，不仅能及时发现自己工作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也能悟到如何提高自己的专利代理水平。
由于《送审稿》没有限制专利审查员报考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故而专利审查员可以通过考试取得专利代理师资格，但《送审稿》未对专利审查员担任代理师后的执业做任何限制，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纰漏。专利审查员在专利申请、复审、无效程序中相当于法院的法官，其长达十年的工作，他们将建立广泛而又稳定的“同事关系”，他们离开审查岗位进入代理行业，在专利申请、复审、无效程序中也极为有利，过去的同事关系，使得他们比其他代理师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更容易获得客户的信任，他们的请求更容易获得支持，无审查员经历的代理人显然无法和他们竞争。某些专利代理机构对外宣称他们的专利代理人曾担任专利审查员，保证申请授权，进而收取高额代理费，类似这样的不正当竞争也不乏少数。审查员离职后担任代理人也容易滋生腐败和不正当竞争，这样的相似案例不乏少数，商务部条法司郭京毅案便是典型。
专利审查员和专利代理师的关系就如同法官和律师时间的关系，专利审查员转行做专利代理人相当于法官去做律师，其与原单位的因缘难以保障专利审查、复审、无效程序的公平性，虽然专利申请、复审不存在双方当事人，但社会公众实际上就是专利申请、复审程序的另一方当事人，如果审查程序不公正，必将对社会公众不公平，故，即便是审查员可以入职专利代理师，也应对其从业有所限制，《律师法》就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离任后两年内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法官法》等法规都有类似规定，这些规定对避免了诉讼程序的不公正，不正当竞争起了重大的作用，《送审稿》应当吸纳上述类似规定，对专利审查员从事专利代理师有所限制，以避免不正当竞争及专利审批程序的不公正。
修改建议：
第一，删除授予专利审查员专利代理师的规定。最理想的是：专利审查员必须通过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即统一代理师和专利审查员的资格考试，就向法院和律师资格统一考试一样。
第二，新增规定：专利审查员离职后五年内，不得担任专利申请、复审、无效业务，只能从事诉讼的专利法律事务以及其他不对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法律事务。
（四）关于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
根据《送审稿》的规定，专利代理机构的组织形式包括普通合伙制企业、特殊的不同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律师事务所也可以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也受专利代理条例及相关法规调整，故取得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是专利代理机构的组成部分。而《合伙企业法》和《送审稿》明确规定，设立合伙企业必须到工商部门登记，但根据《律师法》的规定，设立律师事务所不需要到工商部门登记，律师事务所显然不属于合伙制企业，相对应的也不属于专利代理机构，这显然不合适。故在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组织形式时应当包括律师事务所，当然在规定专利代理机构设立条件时，也应有所区别。
修改建议：第十七条 专代理代理机构包括不同合伙企业、特殊合伙企业或者专利代理公司以及依照本条例及相关法规规定取得专利代理资质的律师事务所。
同时，对合伙制专利代理机构的设立条件中，明确律师事务所开办专利代理机构的遵照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执行。
（五）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的资格问题
根据《送审稿》的规定，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必须是专利代理师，法人或非专利代理师不能成为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之所以这样规定，其目的无非是保障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质量，但这样的限制条件也限制了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和壮大，行业力量微小。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大批专利代理机构的合伙人或股东仅仅是名义股东，并不是真实的出资人，也充分说明这样的限制并不合理。专利代理师都是工科出生，无论是教育背景还是他们的资金实力都可能有限，作为股东的专利代理人不仅要管理代理机构，还要从事专利代理业务，这致使他们无法抽出充分的时间和资金管理代理机构，事实上企业的管理能力和资金是影响企业发展的重大因素，我国很多专利代理机构做不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管理能力及资金实力无法跟上企业的发展需要，而相对比较大的代理机构几乎都是当时改制的或是律师事务所，例如柳沈律师事务所等。专利代理机构要发展壮大，必须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注入，而优秀的人才的注入，往往要给予高额的报酬，并通过好的管理方式将他们留下，但大部分代理机构都无法给予高报酬，导致了大量人才流失。同时，开办抓里代理业务的律师事务并不要每个合伙人都是专利代理师，这使得其他代理机构输在了起跑线上。为促进专利代理机构及代理行业的壮大，对专利代理机构的投资人的范围应适当放宽。
《送审稿》规定申请作为专利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的，年龄不得超过65周岁。这一规定，将合伙人的年龄限定为65随以下，实际上是限制了公民财产权中的处分运用的权利，也是不公平公正的。事实上，如果代理人65岁之前担任股东或合伙人的，65岁之后仍可以担任股东，并没有哪一部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代理人不能担任股东，必须把其转让其股权，年龄限制显然也不公平。
《送审稿》对专利代理机构股东或合伙人的条件限制，可能是将公民的投资权和执业资格相混同，这确实很遗憾。但是如果不对代理机构的股东或合伙人做任何限制，这也不合理，但只需做部分限制即可，即规定至少有几名合伙人应满足条例规定的限制条件，这也既可以保障专利代理机构的服务质量，也可以促进行业发展壮大。
修改建议：
第十七条（第二款） 专利代理机构为合伙企业的，至少有三名合伙人为专利代理人；专利代理机构为优先责任公司的，应当有五名以上的股东为专利代理人。
第十九条 专利代理机构的专利代理人为股东或合伙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品行良好；
持有专利代理师资格：
具有两年以上专利代理师职业经历；
能够专职从事专利代理业务；
专利代理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应当是股东，并应是专利代理人。
删除“专利代理人65岁以上的专利代理人担任股东”的限制。
成文法的一个永恒而沉重的话题——
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
甘肃省漳县人民法院 任玉林
[摘要] 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是当前法院工作的一个中心议题。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成文法国家，审判主要依据成文法进行，成文法虽然有着巨大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且在我国现阶段表现得较为突出，严重困扰着立法和司法。因此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对提高司法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立足于中国现实，着眼于中国古代和世界范围，从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对成文法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并对克服手段及中国目前应注意的几个突出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给对新时期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作用的司法能力建设有所裨益。
[关键词] 成文法 局限性 认识与克服
成文法（written law）也称制定法，是由一定的国家机关以国家的名义，依照特定程序创制的，以文字的条文作为其表现形式的法律的总称，它的文本通常被称为法典。成文法的出现与繁荣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我国从春秋战国时制定公布成文法以来至今，一直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世界上在欧、美、亚、非洲及一些特定的地区，采取成文法制度的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即使在采取不成文法（unwritten law）制度的英美法系国家中，成文法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成文法以其明确具体、稳定（严格的修改废止程序）、较好的预防作用、有利于社会的安全自由及改革等优越性在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然而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成文法从诞生时起就带着巨大的阴影——局限性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它，困扰着制定和适用它的国家和人们。这是一个永恒而沉重的历史规律和现象，在大力加强司法能力建设的今天，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是中国古代
法制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一）理性而正确地认识“制律—补律—代律—破律”的周期律。
中国历史上的特别是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几乎都在建国之初由皇帝亲自主持，倾举国律学才俊之力、汇集历代律典之精华、精雕细琢制定出一部精致完备的法典作为“祖宗成法”，让后代信守，且不容做任何修改。从《法经》肇始，到《秦律》、《汉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等的制定都是如此。《宋刑统》是开国皇帝赵匡胤首肯的宋代第一部法典，历代君主都不敢轻易改变；《大明律》定本后，朱元璋命令子孙嗣君不得更改，“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1）然而，这种超刚性的“完美”法典，适用不长时间，后世皇帝就冒着“不孝”的指责，先是“以敕（例）补律”、“律敕（例）并行”、随后“以敕（例）代律”、最后干脆“以敕（例）破律”了，基本上形成了周期性的规律，（2）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
对这种现象，几乎所有现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都持批判态度，认为是“造成了混乱，破坏了法制，产生了恶劣后果”。孰不知这是由成文法的固有局限性造成的，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有其必然性和正确性。因为从开国之初到王朝的中后期，少则几十年，多则成百年，法典适用的政治经济条件已发生了很多变化，“祖宗成法”已不能解决当时的新情况，然“定律不可改”，虽经过如“成祖诏法司问囚，一依《大明律》拟议，毋妄引榜文条例为深文……成化元年又令谳囚一依正律，尽革所有条例”（3）的痛苦挣扎，但最后都不得不走“破律”的历史老路，特别是在不得不变法的特殊时期，“破律”更是必然——北宋编敕142种，其中神宗时期64种，约占总数的一半，敕条之多、规模之大，远超历代，盖因神宗时期面对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不得不任用王安石变法。敕、例因其针对性强、灵活、便捷的特点，能迅速适应大量新的复杂情况，不失为有效的办法，故历代都用之不疲。对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理性而正确地认识。
（二）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
古人并不比今人愚笨，先贤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早有认识，如《吕氏春秋》中就有精辟论述，（4）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还创造了“刻舟求剑”等成语，批评“以死守法”，提倡“因时变法”；韩非的“法与时转则治”等都是至理名言。统治者对此也有认识，如宋神宗从改革角度出发，宣布“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而律恒存于敕之外。”
（三）中国古代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成功经验与历史教训。
1. 法律形式的多样性。中国历代的法律形式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律”，而是多种形式并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法网体系。如秦朝的令、制、诏、程、课、式、廷行事，汉朝的令、科、比，唐朝的令、格、式、敕、典、例，宋朝的敕、令、格、式、断例、指挥、申明、看详，明朝的令、诰、例、诏等，都是对基本成文法“律”的补充。其中有的是通过立法，用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敕、令、格、式、典、例等，有些则是用不成文法的形式补充，如廷行事、断例等，“律所不载，然后用例”。比也是常用的手段，“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5）汉律中有“决事比”，《唐律》五百条，向称完备，也有类推，《清律》中亦规定：“律无正条，则比引科断。”上述诸种法律形式并用，相互补充、完善，使整个法律体系既有相对稳定性，又有一定灵活性，更好地发挥了法律作为社会调节器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2. 实质为道德和习惯法的“礼”是极其重要的法源。礼是中国古代法文化的核心，经过汉代的“春秋决狱”，魏晋南北朝的“引礼入法”，直至隋唐的“一准乎礼”，浸透在中国古代法律之中，“礼法互补，综合为治”。《唐律疏议》开篇就明确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阳晓秋相须而成者也。” 封建统治者并将许多原属礼的规范赋予法律的形式，同时礼也是调整民事关系的重要工具。
3. 重视法律解释。汉代法学是从经学中发展而来，自董仲舒开“引经决狱”之先河，两汉名儒皆以“经义决狱”为时尚，如公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学派，竞相以儒家经义解释法律。晋代杜预、张斐为《晋律》作注，并说：“今所注皆网罗注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6）其目的是“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尤其是他们的注解，经朝廷认可颁行天下，与律文具有相同的法律效力，故后世又称《晋律》为“张杜律”。唐《永徽律》制定后，又命皆是一时之选的19位“解律人”对之进行疏解，是历次修律活动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疏文与律文合为一体，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这些解释对成文法起了极大的补充作用。
4. 在特殊时期对法律做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变法事件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等，除去政治因素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法律的变革，故名“变法”。就是因为原有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不适应现时的需要，敕、令等“小变”已无济于事，必须进行大的系统改革。为此许多人付出了惨重甚至生命的代价。
中国古代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既有上述成功经验，也有着沉痛的历史教训：虽然对成文法的局限性有所认识，但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特别是补充理论；虽然有许多克服手段，但没有控制好，甚至失控，发生混乱，这主要是指对敕、例未做必要而有力的限制，使灵活性变质为随意性，从而破坏法制，如宋仁宗本人就说：“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更改，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7）唐玄宗也说：“如闻用例破敕及令格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不得更然。”（8）这些教训应该成为今天的殷鉴。
二、对成文法局限性的认识与克服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
（一）自法典化运动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历来存在着有关法典合理性问题的争论。法典是成文法的代表，法典化反映了人类统一法律的愿望和以一部完善的法典一劳永逸地调整社会关系的企图。从迪伯与萨维尼的争论，到潘德克顿与日耳曼法学派的论争；从19世纪末以埃尔利希为代表的自由法学否定法典的功能，主张自由发现法律、发展活的法律，到韦伯强调法典的形式合理性，争论一直不断。西班牙法学家早就提出过“后法典化时代”的概念，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教授那达林若•伊尔蒂（Natalil Irti）1978年发表论文《解法典化时代》（L’eta delladecodificazione），公开向传统法典化挑战，从而开创了“解法典化” （Decodification）思潮。其实，解法典化现象几乎早在所有民法典国家都存在，没有哪几个国家能够坚守住民法典的纯粹性，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都有用特别法和判例解法典的实际行为。
（二）概念法学的破产为成文法国家敲响了警钟。概念法学是一种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的法学流派，（9）其主要观点为：在法律源渊上，独尊成文法典，认为法典是唯一法源，排斥习惯和判例等的法源地位；在法律体系上，强调逻辑自足性，对法典的内容完全自信，对条文的逻辑严谨津津乐道，对法律概念的准确孤芳自赏；完全否定法官的能动作用，认为法官仅仅运用逻辑三段论推理，使法官沦为适用法律的自动机器，视判决为“复印”法律条文的过程；在法律解释上，强调逻辑操作性，仅限于逻辑、文义和体系解释；认为法学是纯粹的理性认识，不需要价值判断，只讲合法性，不讲合理性，只讲安定性，不讲灵活性。概念法学无视成文法的缺陷，最后导致“恶法亦法”的恶果，严重干扰了纽伦堡审判，先后受到新自然法学、目的法学、自由法学、科学法学、利益法学、社会法学等法学流派的群起严厉批判，最终破产。从而敲响了清醒认识成文法局限性的警钟。
（三）成文法国家大量吸收不成文法以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一些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审判尽管以成文法为主，但也在逐步学习判例法系的灵活性、实用性，判例制度较为发达。德国、法国利用判例修正已使用一百多年的民、商法典；德国、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最高法院或联邦宪法法院在宪法问题上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法国最高法院承认自己公布的判例具有权威，而其行政法则主要是判例法；日本规定违反判例和违反宪法一样，可以作为上诉理由，最高法院和高等法院都出版有判例集，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许多成文法国家如马达加斯加、坦噶尼噶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保留并系统编纂了习惯法。
三、对成文法局限性的理性分析
以上古今中外的种种法律现象都表明一个结论，这就是成文法有着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缺陷——局限性，对此我们应有一个清醒认识和理智分析，这在成文法国家显得尤为必要。
（一）哲学分析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对立统一的正反两个方面，“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10）对成文法这一法律现象也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它既有优越性也有局限性，但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注重其优越性而忽视其局限性，这是大多数人通常的思维习惯。
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来看，成文法为形式，它所反映的内容为社会生活，内容决定形式。事物的发展是其内部一系列矛盾运动的结果。在成文法体制下，由于成文法的相对稳定性与社会生活的易变性的矛盾，立法者认识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无限性的矛盾，法律的正义性与法律具体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的非正义性的矛盾，再加上语言文字对立法意图表述功能的有限性，必然使成文法的局限性始终难于避免，成为永恒的客观存在。
（二）具体分析
具体来说，成文法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 滞后性。在整体上成文法与社会生活不能同步发展，永远落后于社会实际。“时代是进化的，法律是保守的。”（11）成文法制定出来后，在一定时期内就不变了，不能朝令夕改，这就是成文法的稳定性，因此有人说，法律如同文学作品，从颁布的那一刻起就僵死了；但社会生活却在一刻不停的发展变化，不可能因为制定了法律或没有法律调整而停止运动；而立法又不能及时跟进，因为立法要有一个从立项、调查、起草、讨论、审议、通过、公布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尽管在立法时都比较重视法律的前瞻性，但对未来的预测不可能都是准确全面的。“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的缺口的结合，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这缺口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我们谈到的社会是前进的。”（12）故成文法的滞后性在所难免，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法律也就对社会起不到好的作用，甚至会阻碍其发展，如计划经济时的法律法规，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
2. 不周延性。成文法不能全面反映和规范社会生活，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关系游离于法律之外。立法是立法者理性思维的产物，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认识活动，而认识本身就有不全面、不正确的成分。面对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立法者煞费苦心也无法做到无一遗漏，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法律漏洞不可避免，表现在实践中就是立法空白。“绝大多数的立法历史表明，立法机关并不能预见法官可能遇到的问题。”（13）这样大量新型或“怪异”案件如爱心捐款归属案、侵害死胎案、明星广告误导索赔案、环境行政诉讼案、艾滋病人故意咬伤他人传播艾滋病案、帮助小偷兑现欠条案等按现行法律很难审理，（14）就会出现专门钻法律空子的“定向犯罪”。（15）
3. 不协调性。由于利益冲突，立法的主体、时间及具体情势等的不同，再加上立法者也有难以避免的技术失误等原因，一些成文法矛盾丛生，不相协调，产生“法律打架”的问题，尤其是在新旧法交替时期，会造成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困难。成文法数量很大，特别法与普通法、新法与旧法、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虽然有“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冲突解决原则，但根据上述原则往往得出相反的结论。从另一角度看，此法与彼法、同一部法律的不同条文、甚至一部法律的同一条文中的不同款项之间都可能有矛盾。如：现行《破产法》与《担保法》关于职工劳动债权与担保债权到底谁应在清算程序中优先受偿的规定有矛盾，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担保法》第6、21等条与第28条之间及第28条1、2款之间，也有逻辑矛盾。（16）大陆法系的民法中，在涉及“物”的领域，把人看作是“不愠不怒、不喜不悲”的“抽象人”、“理性人”，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领域（人格和身份），则将人看作是有七情六欲的“具体人”；并以此为逻辑起点，规定对物的损害只赔偿经济损失，而对人的伤害除赔偿经济损失外，还要赔偿精神损失；从而导致人饲养的宠物受到伤害后，不能赔偿主人精神损失的有悖常理的结果，这是立法者人为割裂而造成的矛盾。
4. 不合目的性。成文法用文字条文表达立法意蕴，但二者之间并不完全合拍，有时词不达意，会出现不完善与不周密的问题，不能准确表述。这就更需要法律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否体现了立法原意，也难以保证。
5. 不确定性。成文法用书面语言来表述，而书面语言本身有抽象性、概括性的特点，特别是汉语的多义性，很容易使人对法律条文、概念产生歧义，有多种理解和解释，造成模糊不清的结果。尤其是有些弹性较大的语词如“正当理由”、“显失公平”、“诚实信用”、“重大误解”、“处理”等兼具日常用语、法律用语甚至文学用语的功能，内涵模糊丰富而外延又难以确定，越解释越迷糊。实践中各个法院会有不同理解，导致同案异判，难怪乎我国法官对法条释义之类的书籍格外垂青和渴望。
6. 限制甚至窒息法官的创造性。从中外历史上看，成文法就是为防止“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的法官擅断而制定的，有其进步性。但这也在同时限制甚至窒息了法官的创造性，而创造性是司法能力的最高境界，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弥补既有法律的缺陷。在成文法下，立法与司法严格分离，法官受律条约束较为严格，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难以根据公平正义原则实施法律，极可能对无法可依的情况无可奈何。我国法官对审委会过度依赖，在这方面的表现则更为突出。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极难产生象英美法系国家的卡多佐、丹宁那样著名的法官。这种状况极不利于司法能力的提高。
四、我国现阶段对成文法局限性应采取的克服手段
（一）依宪法补充。法院能否适用宪法判案，历来有人持否定态度，但笔者认为：宪法序言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当然包括法院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法院最主要的活动——审判活动也就必须以宪法为根本准则和法律依据，因此在民事、行政诉讼案件中是可以适用宪法原则，引用宪法条文的。但为了维护宪法的尊严，不可随意引用，只有当普通法律无具体规定，而宪法有原则规定及相关精神时，方可作为补充方法援用。在刑事案件中，定罪科刑不需援引宪法，但可把宪法条款作为认定被告人无罪的直接法律根据，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用宪法条款作无罪辩护的权利。最高法院针对“齐玉苓案”和“工伤概不负责案”作出的司法解释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适用法律基本原则和精神。成文法局限性的客观存在，为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留下了余地。这就需要寻求一条协调立法与司法相互关系的新途径，即是在部门法中根据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确定几条具有普遍适用价值和一定弹性的基本原则，把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基本原则要求的范围之内。于是法律基本原则也就通过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与限制发挥着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