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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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人性立场

姚建宗

摘要：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现实的人的一种秩序追求与制度安排，法治始终是基于真实的人的本性之上的。法治在人性立场上首先承认所有的人在人性上都有善与恶两种属性；同时，在现实的人的私人生活领域，法治以人性之善大于人性之恶为基本预设，在现实的人的公共生活领域，法治则以人性之恶甚于人性之善为基本预设。法治的规范设计与制度安排都是立足于这种人性立场的。
关键词：法治 人性 善 恶
Subject: The Standpoint of Human Nature to the Rule of Law
Abstract: As one of realistic person's living styles, and one of their
persuing orders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e rule of law has always
been being based on realistic human nature. The realistic human nature has
two dimentions: good and evil. The rule of law persists in this view: good
is prior to the evil in person's private living scope, and the evil is
prior to the good in person's public living scope.
Key Words: the rule of law human nature good evil

谁都知道，单个的个体的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因子，若没有历史的个体的人的存在就不会有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若没有现实的个体的人的存在就不会有着人类社会的当前存在，同理，若没有历史的个体的人向现实的、甚至未来的个体的人的绵绵不绝的延续就根本不可能有人类社会的持续存在和不断的向前发展。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也正是这一常识包含着一个客观的事实，即，社会的存在体现着人性的要求，社会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等及其组合方式与实际运作，无论就其历史存在还是现实形态而言，都无不与人性相涉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反映着人性的内涵；社会的观念、意识、精神、文化与传统在过去和现在的时间向度之中，也都无不与人性相关；而且，就如上所及的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而言，其在未来的时间向度之中，也不能不与人性相连。当然，由于人和社会的时间与空间定位的不同，社会的物质与精神状况与人性相连的具体情形可能会有所区别，但人性的共同性必然会趋向于将这种区别尽可能地缩小甚至消除。因此，我们坚信，所有的社会制度性因素（包括物质与精神）都与人性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法治必然有其独特的人性立场。
一、客观的人性存在与丰富的人性内涵

一般说来，事物的本性乃是该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的特质与性状，即事物的本质属性，这种本性自然是随该事物而生的，但同时又是在与其他不同种类的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比较之中明确地显现和凸现出来的。顾名思义，人性，也就是人的本性或本质属性，是与其他动物相比人所独具的内在特质与性状，有学者界定说："人性就是人人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不学而能的。"⑴

由此看来，人性是与人一同来到世上的，从单个的个体的人的角度来看，人性是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始终的；从作为人的集合的社会的角度来看，人性又是与社会的历史发展相伴而随的。所以，人性是一客观的社会事实。这一判断表明，我们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人性是人作为生命的自然存在形式（动物）的本能的反映；另一方面，人性的大部分内容又是在自然本能的基础上对自然本能的超越。这种以自然本能为基础对自然本能的超越，又是在人的生存环境（自然的物质环境、社会的物质环境、社会的关系环境和社会的观念环境）之中通过不断地社会化，即由自然人而到社会人的过程而完成的。所以，人性的存在是有其客观依据的。

首先，人性的基础，也就是人的最大的利益需求，毫无疑问地是人的生存的维持。只有在生存和维持生存的基础上，人才可能现实地展现并丰富着其内在的人性要素。著名法学家H·L·A·哈特在论述"最低限度的自然法"内容时，毫不犹豫地承认人类社会有一个基本的自然目的，"人类活动的固有目的是生存，这个假定依据的是大部分人在大部分时间希望继续生存这一简单的、永久的事实。"他说："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别有意义的永久事实。总体上人们确实希望生活下去；我们把生存称为人们的目标或目的，只不过指人们确实希望生存。"⑵

其次，在现实的世界上，可以满足人的生存和持续生存的资源，即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机会又是相对有限。哈特说，"一个仅仅偶然的事实是：人类需要食品、服装、住所，但这些东西不是无限丰富、垂手可得，而是稀少的，必须有待成长或从自然中获得，或必须以人的辛勤来制造。"⑶

再次，在上述两个事实之下，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便是为了生存和持续生存，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也是人的自然本能的表现。然而，竞争活动本身又不能不受到人自身的若干限制，人对自身的限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客观事实，这可用哈特对人的存在的自然事实的概括，即人与人在大体上的平等、人的脆弱性、有限的利他主义和有限的理解力与意志力。⑷正是由于人自身的限制，在生存竞争中，人才在寻求生存的活动中不断地积累生活经验，不断地校正自己的行动方向、修改其行动内容，在彼此的冲突中逐渐开始了合作。正是在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中，人的本性才在自然本能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自然本能的超越，人性也才具有了完全的形态。
最后，人性的两大部分分别经过生物遗传和父母辈的言传身教，以及后代的生活体验与经验教训的总结，而实现了代际之间的延续、保存并得到丰富和发展。

综合起来看，人性，也就是人在本能以及环境对本能的作用下、人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认识、思考和行为的比较稳定的习惯模式。一般说来，人对自身的态度与行为若不涉及本人之外的他人、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便不可能充分地完整地体现出人性来，人性始终是人的自然本性与以自然本性为基础的社会属性的统一。

从实质意义来讲，人性反映的是以单个的个体的人的本性为基础的人的类本性与类属性，所以，人性的存在具有统一性（作为人的类）。但人性的外部表现在人的存在形态（个体、群体、组织、机构、制度、规范等）、不同的时空维度和不同的事实当中，又具有多样性；而就人性的内涵看，也体现出无限的丰富性来，不同的人对人性的内涵提出的见解也颇为不同。我国学者杨敬年教授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⑸：中国儒家经典文献《礼记》在《礼运篇》中指出，人性为七情、大欲、大恶，即"喜、怒、哀、乐、惧、爱、恶、欲"七情，"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以及"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孟子认为人性即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或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荀子把人性归结为人之官能所生"欲望"；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人之所常有也"；我国当代哲学家贺麟以"求知"和"创造"作为人性。在西方，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把"求知"作为人性内容；休谟以"认知、情感、道德"即人的知、情、意三方面作为人性；罗素强调"求知"为人性；马斯洛和卡西尔都赞同"创造"、"无限的创造性活动"为人的天性；英国文学家肖伯纳把"求知"和"创造"作为永恒的人性。只有马克思以人的需要为基础，把人性归结为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并认为人性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也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由此观之，人性的确具有极其丰富多彩的内容，但人性本身却有一不变的基准线，正是这一基准线决定着人们的人性观。
二、真实的人性基准线与现实的人性善恶观

前已叙及，人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的存在，人的自然本能既是人性的发端又是人性内容之一部分，人性的完成条件乃是人立足于本能的要求和现实的环境（人、社会、自然）条件的长期的彼此契合（冲突与协调），这种契合状态以稳定的习惯模式在现实的人的言谈举止之中表现出来，即为人性。因此，人性实际上是人在基于生命存续事实而从生物学上的自然人到社会学上的社会人的转变过程中，不断地塑造又不断地被塑造而成的。在这一人性形成过程中，人才完成了人自身的彻底塑造，人也才立足于生存而又超越于生存去追求生存的意义，即，追求人的生活，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这样，人自身的生活与发展，就既成了人性的前提条件又成了人性的追求目标，它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了人性的真正基准线，人性之利弊优劣均可以此作为判断标准和检验手段，凡有利而无害于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人性因素，即为利、为优、为善；凡无利而有害于人的生存、发展与完善的人性因素，即为弊、为劣、为恶。总之，正是人自身的生存、发展与完善这条真实的人性基准线，决定了现实的人性善恶观。
然而，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人性观并非如此简单，它包含的内容比较复杂，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首先，人性善恶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又是一个价值判断。人性善恶是以普遍而真实的人性基准线，即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为最高和最终的评判标准，对人性诸要素的判定，这种判定在客观上显示了人性要素对于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的利弊优劣，这是一种存在的事实，体现为客观的人性善恶观或者事实的人性善恶观。

但人性善恶的判断虽有真实的人性基准线为客观且普遍的评判标准，但对人性因素、评判标准及其关系的认识与理解、分析与选择、定性与决断，却不能不受判断者自身的诸多因素（主客观条件与时空定位）的极大影响，判断者自身的这些诸多因素在人性判断上体现为判断者的主观因素与价值因素，所以，人性善恶之判断又表现为某种价值观念或主观，体现为主观的人性善恶观或者价值的人性善恶观。由此不难理解，在阶级社会之中，对同一种人性因素及其现实表现，不同阶级的人们会作出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人性善恶判断。

其次，人性善恶在现实的判断上往往又既是从个人的角度作出的同时又是从社会的角度作出的。就个人而言，凡是其人性因素中对自身之生存和发展为利、为优的部分，个人便会将其视为正当性因素，判断为善；相反，凡是其人性因素中对自身之生存和发展为弊、为劣的部分，个人便会将其视为非正当性因素，判断为恶。个人对其内在的人性因素的善恶判断是现实的人性善恶观之基础，但又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除了个人的判断之外还有社会的判断。

就社会而言，凡是人的人性因素中对人的整体（作为类的人）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为利、为优的成分，社会便会将其视为正当性与合理性因素，判断为善；相反，凡是人的人性因素中对人的整体的生存、发展和完善为弊、为劣的成分，社会便会将其视为非正当性与非合理性因素，判断为恶。

民间纠纷官司化的原因和对策

骆玉生

据3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道，河南省巩义市农村的两位邻居，因为一家的羊吃了另一家的一片青菜，双方争执不下诉至法院。此事在法院打了五年官司，最后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一起普通的民间小官司，竟然要用五年的法律诉讼来判定对错，诉讼成本可谓不低。但是，目前这种现象却在一些农村有愈演愈烈之势，使得不少民间纠纷官司化。
从积极的角度来说，像这类民间小官司通过诉讼渠道去解决，表明经过近二十年的普法宣传，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能勇于拿起手中的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讨一个说法”。这是一件好事。但从消极意义上来说，邻里间的一次小小纠纷，竟然在庭里庭外耗费了五年多时间，成本的确很高。从这一点上来说，却又不是值得称道和提倡的。
产生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可能有下面几种原因：
一、人民调解组织的涣散和调解功能的弱化。我们知道，解决民间纠纷的渠道有多种。在社区、农村有村（居）民调解委员会，在乡镇办事处有司法所。此外，还可以到人民法院去诉讼。在笔者幼时的记忆中，是小事（纠纷）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而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说与一些基层调解组织涣散、调解员责任心不强、工作效率不高有一定的关系。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无非有两种结果。一是调解成功，二是不成功。如果调解成功，那还好，当事人双方和调解组织都感到满意。如调解不成功，调解组织花了人力、物力不说，有时还难免得罪一方当事人，有时甚至是两方都不满意。由于基层调解组织调解纠纷时不收费或收费很少，而要进行调解又需要花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因此，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有些基层调解组织调解民间纠纷的积极性不高，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调解的当然好，不能调解的就让当事人到法院去起诉。因此，一些本该能在基层组织解决掉的纠纷，最后也还是要通过法院才能解决。基层调解组织不愿花过多的精力提高调解水平，解决民间矛盾，难以使民间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一些媒体在法制宣传过程中，过分强调当事人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忽视宣传当事人互谅互让，通过达成调解协议而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现在，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网络办了不少法制宣传栏目，有的知名度还比较高，拥有一定的受众。媒体所请到的嘉宾一般是教授、专家、律师。他们一般侧重于纯理性的法律思考分析案情，作出参考性评判，有意无意地给受众传递了一种纯理性的法律理念。在一般的节目报道中，编辑、主持人往往选择当事人双方争议较大、情绪比较对立、矛盾不可调和的案例。仿佛不选择这类案例，就不能达到宣传效果，就不能达到较高的收视率、收听率和阅读率，就显示不了他们的水平。他们认为如果调解结案，会给当事人一种“和稀泥”的感觉，不能起到“普法”宣传的效果。他们侧重于宣传实体法律条文，指导当事人和受众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当然，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忽视了维护自身权利的成本宣传和社会后果，忽视了调解这一“东方特色”在解决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忽视了判决结案所带来的上诉、申诉和上访等一系列社会后遗症。这无疑会给人以缺憾。而且，这样往往容易误导众多的受众。由于媒体自觉不自觉地误导，促使老百姓产生了一旦涉讼，就要“争个清楚明白”的意识。
三、法院过分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强调诉讼效率。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法官忽视中国的国情，忽视调解手段在诉讼中的重要作用，不愿耐心细致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使得一些本来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最后作判决处理。这样，使得当事人进行上诉、申诉，案件进入二审或再审程序。官司最后打下来，当事人双方都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得不偿失。有时还造成当事人无休止的上访。
四、当事人狭隘的诉讼心理。如前所述，随着老百姓的法律意识的觉醒，在多数老百姓眼里，法律诉讼是解决民间纠纷的最佳选择，任何纠纷都可以通过诉讼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很多本来可以化解的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通过诉讼解决后，反而给当事人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纠纷一旦到了法院处理，老百姓一般会觉得既然已撕破了脸皮，就应“争个输嬴”、“讨个说法”，没有必要进行协调、让步。至于诉讼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比较浓厚，老百姓对诉讼有一种陌生感、新鲜感和好奇感。一旦身陷其中，难以从中解脱、自拔。
笔者认为，解决“民间纠纷官司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首先，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的建设，提高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水平。在新中国的历史上，人民调解曾一度发挥过重要作用，取得了比较好的社会效果。现在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和文化的同时，西方也在学习、仿效我们具有东方特色的调解制度。因此，我们不能放弃在解决各种纠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调解制度。我们知道，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我们的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应该主动担当起“社会第一道防线”的重任，提高自身素质和调解水平。相关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组织也应该从政治的角度对人民调解工作予以重视，并加大民间调解工作的资金和物质投入。实践证明，这方面投入的回报是难以用数字来衡量的。这也是一种发展和环境投资，是很划算的。因为这样能取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稳定的良好效果。
其次，要加强和改进普法工作，注重宣传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各种媒体在我国的普法宣传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电视和广播。我们希望有关媒体在宣传法律的时候，注意选择一些能体现人文情怀的案例，加大调解案例的宣传报道。而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和普法宣传中，不妨采用传统的“小喇叭”、宣传栏、巡回法庭、街头宣传台等直接与老百姓接触的形式，使他们知道民间纠纷及时得到调解的好处。这样，树立人民群众正确、经济的维权意识，让他们安心发展经济，杜绝不必要的滥诉和讼累。
第三，增强民事审判法官的调解意识。在法院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宜过分强调“一步到庭”、“当庭宣判”，而要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对待。坚持能调则调，需判则判，尽量多调少判。同时，对一些邻里纠纷、家庭纠纷、轻微伤害、小额诉讼等案件，可以增设“调解”前置程序。在调解前和调解时，注重加强法律宣传教育，使当事人知道多种维权的途径和渠道，了解调解结案的可能性、必要性和优越性。让当事人了解调解结案的优点和好处。另外，法官也要提高调解水平，提高调解结案率。法院可以把调解结案率作为法官年终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这样，也能使法官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集中精力钻研审判理论和业务，重点审理好疑难案件和复杂新型案件。
最后，要加强对当事人的心理研究，通过法律宣传，说服教育，使当事人摒弃错误的诉讼心理。法官、司法员和人民调解员的工作是查明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解决纠纷。但他们的工作对象是活生生的当事人。而要做好解决当事人纠纷这项复杂的工作，就必须了解当事人的心理，使他们了解到打官司并不是唯一的解决民间纠纷途径。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维权途径。纠纷即使已进入诉讼程序，也要争取花最低的成本，及时解决。使当事人知道诉讼外调解、庭外和解比对簿公堂更有利于民间纠纷的缓和与化解，让他们走出“不蒸包子争（蒸）口气”的心理误区。从而使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进行经济建设，在奔小康的大道上迅跑，早日过上富裕、文明的新生活。（如需转载，请事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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