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１９９４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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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2年5月9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定：

一、修改下列地方性法规有关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

1.《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遗体运送、存放业务的，由市殡葬事业管理机构或者区、县民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违法从事遗体运送的车辆依法予以登记保存。”

2.《天津市商品交易市场管理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修改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违法行为时，对可能被转移、隐匿、销售的违法财物，经市或者区、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对不易保存、尚有使用价值的扣押物品，可以按照有关规定作价变卖，保存价款。

擅自动用或者转移被查封物品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追回全部物品，并可处以动用、转移物品总值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3.《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八十四条修改为：“对违法占用土地进行建设的，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建设、恢复原状，继续施工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供电、供水企业不得向违法建设提供违法施工用电、用水。”

4.《天津市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四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市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办理申报登记手续，逾期不办理的，责令停止使用，拒不停止使用的，可扣押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并处两百元以上两千元以下罚款。”

5.《天津市农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经营与农药登记证、生产许可证或者农药生产批准证书及产品标准号等复印资料不相符农药的，由农药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对销售的农药先行登记保存。”

6.《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修改为：“房屋安全使用行政主管部门对正在进行的违法拆改房屋、装饰装修等行为，应当责令立即停止施工，可以扣押违法施工的设备、工具和材料。”

7.删除《天津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款。

8.删除《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办法》第三十三条。

9.删除《天津市河道管理条例》第五十一条。

二、修改下列地方性法规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规定

1.《天津市测绘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修改为：“依法应当交纳测量标志有偿使用费的单位，拒不交纳的，由测绘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交，逾期仍不缴纳的，可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

2.《天津市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海域使用权人未按期缴纳海域使用金的，由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缴海域使用金。”

3.《天津市土地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建设项目使用国有土地经依法认定为闲置土地的，用地单位应当按月缴纳土地闲置费，缴费标准按照所在区域土地级别基准地价的百分之二计算。未按期缴纳土地闲置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可按日加收千分之三的滞纳金。连续二年未动工开发的，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第八十三条修改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没收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由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4.《天津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进行开采活动，或者越超批准的采矿范围进行开采活动的，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措施，恢复原状，没收违法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依法予以罚款；拒不停止违法行为，其后果已经或者将破坏矿产资源的，可以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代履行；拒不退回到许可证批准的采矿范围内开采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十二条规定，不缴纳采矿权使用费、复垦保证金或者景观协调保证金的，由地质矿产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不缴纳的，可从滞纳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原发证机关可以吊销采矿许可证。”

5.《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修改为： “对责令限期改正，责任者拒不改正，其后果已经或者将造成环境污染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构可以采取代为改正措施，所需费用由责任者承担。”

6.《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修改为：“养护维修管理责任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对排水管道污水外溢或者设施损坏不采取措施的，责令限期治理；逾期不治理的，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的，市或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代为治理，并由养护维修管理责任单位支付治理费用。因污水外溢或者设施损坏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不按照城市排水规划要求建设城市排水设施、影响公共排水设施安全运行，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造成环境污染的，市或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采取强行拆除、清除违法设施和物品或者封堵等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支付。

采取封堵措施的，应当提前书面通知排水户。”

7.《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办法》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种质资源及其集中地保护设施和标志的，种子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拒不恢复原状，其后果已经或者将破坏种质资源的，可以依法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

8.《天津市植物保护条例》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对发生农业、林业有害生物危害不除治的，由植物保护机构责令限期除治。逾期不除治，其后果已经或者将破坏自然资源的，可以依法由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代为除治，除治费用由责任人承担；造成有害生物扩散蔓延的，由植物保护机构对个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对组织处三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9.《天津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若干规定》第五十四条修改为：“在道路上未按规定高度架设临时设施或者设置物体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其后果已经或者将危害交通安全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清除，所需费用由行为人承担，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10.《天津市城市绿化条例》第十九条修改为：“经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闲置土地的，土地使用人应当按照临时绿化标准和要求在六个月内进行临时绿化，所需建设和养护费用由土地使用人承担。不进行临时绿化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按照临时绿化面积处以每平米一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

11.《天津市畜牧条例》第四十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畜禽和畜禽产品生产者销售未经检测的畜禽或者畜禽产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检测，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销售检测不合格的畜禽产品的，由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追回，予以销毁。货值金额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二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上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

12.《天津市房屋安全使用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改为：“经鉴定确认为危险房屋需要使用人临时迁出的，房屋所有人应当告知使用人及时迁出，并妥善安排临时避险场所。房屋安全使用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房屋所有人予以落实。房屋使用人拒不迁出的，由区县人民政府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六条、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未进行房屋安全鉴定的，由房屋安全使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鉴定；逾期不鉴定的，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对有影响房屋安全使用迹象的，由房屋安全使用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鉴定。经鉴定影响房屋安全而继续施工或者使用的，由房屋安全使用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13.《天津市供电用电条例》第十二条修改为：“单位和个人在供电设施上安装其他设施应当经供电企业同意。”

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供电企业发现上述违法用电行为，可以予以制止，并报电力管理部门依法查处；其中以非法占有应交电费为目的构成窃电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查处。”

14.《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第八十五条修改为：“违法建设单位或者个人以及施工单位接到停止施工的通知后拒不停止施工的，供电、供水企业不得向违法建设提供违法施工用电、用水。”

15.《天津市节约用水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修改为：“连续三个月超计划用水仍不采取措施的，除按上款规定加收水费或者水资源费外，节水办公室可以限制其用水量。”

16.《天津市殡葬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设置坟头、碑志或者将骨灰装棺埋葬的，由市殡葬事业管理机构或者区、县民政部门会同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死者家属或者责任人限期将坟头、碑志清除或者起葬。”

三、修改下列地方性法规中有关执法主体的规定

1.《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第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市水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的行政主管部门。市水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市排水管理部门负责市属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工作；区、县排水管理部门负责区县属城市排水系统的管理工作。”将《天津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管理条例》有关条款中的“市政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水行政管理部门”。

2.《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市客运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在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时，可以采取扣押客运出租汽车车辆运营证、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和车辆的措施。”将《天津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有关条款中的“客运交通管理办公室”修改为“客运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相关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定修正后重新公布。







浅分析刑讯逼供行为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刑讯逼供行为个体在自我角色认知方面的一些错误是刑讯逼供行为多发，而且久禁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角色认知错误的突出表现就是刑讯逼供行为个体（下文以警察为分析对象）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对于警察的这种角色认知并不是其天生就有的，对大多数警察来说，这种认知错误可能就在其入警的那一天，或从那一天起不知不觉中形成，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希望权力得到实现，权威得到尊崇，其对审讯工作的影响便是强调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权力和权威的服从——如实回答警察的提问。如果这种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在其外化的过程中受阻，对警察而言便是一种挫折（关于挫折与刑讯逼供的关系下文详述）。
　　这种自我认知方面的错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即社会遗传因素。纵观中国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五千年的“人治史”，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当然地给警察们输送着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的给养。从近代主流政治理论上看，警察、军队、法庭是三大国家机器，这一切养成了警察在审讯工作中“权力需要服从，权威需要尊崇”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刑讯逼供的心理动因之一。
　　从目前得到的先秦和秦代具体审案的史料来看，在一些情况下，审案者是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先认定案情的是非曲直，然后获取口供，从而加以证实，而获取口供的捷径就是刑讯[1]，这也许是有罪推定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关键一直延续到今天，受“有罪推定”观念的影响，警察对犯罪嫌疑人大多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这种偏见导致其对侵犯攻击对象的认知有着一些错误：一是将犯罪嫌疑人等同于罪犯，认为他们是事实上的有罪者，因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对其在审讯中能做的无罪辩解一律视为有罪者为了逃避罪责的托辞，是其主观恶性较重的标志，甚至将律师的辩护理解为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二是将犯罪嫌疑人客体化，认为其只是警察的工作对象，是刑事诉讼的客体而非主体，因而认为犯罪嫌疑人在审讯过程中会有“供认不诲”的义务而无其应有的权利 [2]，要求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受警察的指挥和调控，其在立法中的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第93条有关犯罪嫌疑人对警察提出的问题应当如实回答的相关规定。
　　受传统的纠问式诉讼观念和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警察总是将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化，而使本应在平等主体之间进行的说服失去了应有的心理基础，[这里所说的平等是指警察个体与犯罪嫌疑人之间] 讯问失去了其“信息传播——交流——说服”的科学过程特征，而成了警察单方面寻求“命令——服从”的权威满足的过程。虽说由于警察与犯罪嫌疑人在法律地位、审讯活动的行为目标等方面有其固有的对立，双方身份有明显的差异，但这全都是角色差异的表层现象，从更深层面上分析，警察与犯罪嫌疑人都是个体的人，具有普通个体所应具有的个性特征，从而在这一层面上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是平等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和交流的可能。倘若将警察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关系对立绝对化，在审讯中警察保持单方面的强势，刑讯逼供的结果就是一种必然。
　　《刑法》247条规定刑讯逼供是一种犯罪行为。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假说，该法条的存在必然对意欲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形成心理上的强制而起到一种预防作用。但是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有时即使其内心认为其在审讯中的刑讯逼供行为虽然不合法，但是却合理。心理学理论认为当个人可以推卸其行为的责任时，内在和外来的遏制力降低，产生侵略行为的概率升高[3]。具体地分析，警察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错误归因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1、基于有罪推定的罪刑报应。罪刑报应因其与我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良好契合而深入人心，警察在刑讯逼供中的思维过程表现为“犯罪嫌疑人有罪——有罪当受到报应——我正在使有罪者受到报应”这一模式，而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刑罚”与“刑具”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刑讯逼供行为合法化归因的法文化基础。
　　2、基于实体正义的错误归因。不枉不纵是我国刑事诉讼长期以来的理想价值目标，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实体正义一直以来就是处于上位，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最高目标。刑讯逼供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查明案件事实真相，追究其刑事责任，以实现实体正义。对实体正义的偏爱和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为刑讯逼供行为者将该行为合理化归因的价值基础。
　　挫折是个人从事有目的的活动时，由于遇到障碍和干挠，其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的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4]。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心理学家J•多拉德等五人在研究了人在遇到挫折的行为反应后，在《挫折与侵犯》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认为：攻击行为是挫折的结果。这种观点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总是以挫折存在为先决条件的，同时，挫折的存在也总是要导致某些形式的攻击行为[5]。尽管此说因过于绝对而备受诘难，但针对人们的诘难，米勒于1941年在《挫折——侵犯假说》一文中写道：“挫折产生一系列不同类型反应的刺激，其中之一是引起某种形式的侵犯刺激。”对该假说进行了修正。刑讯逼供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环境下，特定的主体之间的侵犯攻击行为，符合“挫折——攻击假说”的情境预设，用该理论对刑讯逼供行为进行分析，对于洞察刑讯逼供行为主体的心理动因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审讯过程预设是“提问——如实回答”，这种模式既能满足警察的工作需要，又能满足警察对权力的被服从，权威受尊崇的心理需求。但实际审讯过程很难按照这一理想预设进行。
　　1、审讯工具的缺乏或失效。审讯是一个说服过程，需要警察具有相关的说服工具，也就是一种审讯技巧。要求警察具备这样一些能力：与审讯及案件有关的法律知识、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心理学理论知识。而刑讯逼供者大多在这些能力方面存在重大欠缺，或不能正确运用所掌握的审讯工具而导致审讯工具失效。
　　2、审讯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审讯是个双向的信息交流和说服过程，要求审讯人员掌控审讯节奏的同时能很好的调动审讯对象——供述积极性。但自我中心使其忽略了这一点，刑讯逼供者大多不去充分地了解审讯对象的具体情况，包括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和客观过程，犯罪嫌疑人的性格特点及归案后的认识态度等。即使掌握了一定的审讯工具也不能加以正确利用。
　　3、错误的心理预期。由于刑讯逼供行为人角色认知方面的错误，使其对审讯抱有一种错误的预期，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权力和权威之下会如实回答其提问。但人的趋利避害本能使犯罪嫌疑人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反审讯的对策，而使审讯具有相当的难度。另外，行为人总是将案件取得突破的希望寄托在审讯上，或设想从口供中获取查找其它证据的线索，因此对审讯的预期目标表现出主观性的特征，当审讯结果与其主观预期目标之间存在差异时，挫折感就产生了。
　　刑讯逼供行为人在审讯受挫之后，不是积极检讨自我方面的不足，如审讯技巧，策略等的缺乏，或及时地调整对审讯的自我心理预期，改变错误的认知观念；也不是进行积极的自我心理防卫，而更多的是觉得其作为一个执法者、专政者的权力在审讯中没有得到服从，权威没有得到尊崇，目标就在眼前，但是却无法实现。当行为人受挫时愈接近目标，其感受到的挫折也就越为强烈，由此引发攻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当挫折感突破某种限度时，就会发生现实的侵犯攻击行为，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则认为攻击行为是发泄行为人内心挫折感，保持行为人心里平衡的一种方式[6]。
　　“工作应激是指工作需求超过个人成功应对的能力”[7]当工作要求在过短的时间内完成过多的工作时，就存在工作超负荷现象，这就会改变个体正常的心理或生理功能。心理学家特瑞•彼和约翰•牛芒的研究结论认为，工作应激产生三个消极的个体后果，即心理健康受损、生理健康受损和行为表现症状异常。
工作应激是客观工作环境对工作要求相匹配的技能及个体对其的感知之间相互影响。与前文对刑讯逼供行为所作的“挫折——攻击假说”所分析的一致，个体的挫折感也是导致其工作应激的内部感知的重要因素，而引起个体工作应激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一下几种：
　　1、工作条件因素。第一，警力资源及其它侦查资源的供给不足所导致的警察工作超负荷是引发警察工作应激的重要因素。警察超负荷工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警察的苦衷是，一边是不断的新发案件急待侦破，一边是犯罪嫌疑人已经到案的案件需要他们去审讯，去进一步收集和完善证据体系，这种矛盾和冲突在公安机关实行并案侦查后体现得尤为突出，这可以称之为数量工作的超载。第二，粗糙的前期侦查及落后的技术手段使众多的案件缺乏起诉所需的证据材料，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侦查终结、提起诉讼、法庭判决三个诉讼阶段一致的证据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目前对警察来说是个“太高”的工作质量要求。要达到这一要求，警察就必须付出很艰苦的努力和代价，有时甚至是牺牲，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质量工作的超载。第三，公安机关行政管理中的一些领导人通常以个人的主观意愿来为具体办案人员决定工作方案或目标，如定破案数量指标，定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时间限制等，有时甚至给出“加大力度”等暗示。对刑讯逼供行为人来说，领导的指令给其施加的压力，尤其是针对条件不好的案件，真是不敢怒又不敢言，其结果是烦恼和紧张程度增加。
　　2、角色因素。警察在审讯中是多重角色的复合体。一方面，警察是执法者，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以及做为执法者带来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和专政意识；另一层面，警察做为个体人，具有个体的种种特征，如情绪的愤怒等。执法者的角色需要警察公正、冷静、客观；而做为个体人的角色上，警察有时也有其难以驾驭的情绪或性格。多重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所导致的是个体内心焦虑和恐惧感的增加。
　　3、社会环境因素。不理想的工作和社会支持体系容易导致个体的压力增大。对于警察而言，社会治安好坏直接决定了其工作负荷的情况，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警察工作压力大，而且有时还会遭到人民的白眼。近年来，对刑事犯罪的“严打”不再是一种阶段性的行动，而是一种日常性的工作，从而给警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社会环境失去缓和的特征，而代之以紧张。
　　另外，还有职业发展因素，包括并职、降职、工作安全性等及家庭工作相互影响的因素，如夫妻之间的矛盾等，这些都可能给警察心理上造成压力。研究表明，工作应激在行为个体上表现为工作破坏、冒险行为增加、侵犯攻击行为增加等异常现象。警察在审讯中因前述诸应激因素而承受巨大的压力，引起情绪的紧张和焦虑，部分警察为了达到渲泄的目的而对审讯对象发生刑讯逼供的攻击行为。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要遏制警察刑讯逼供的行为，从警察个体的角度来说，对警察心理状态的调适相当重要。
　　预防警察刑讯逼供的第一道防线是把好公安机关招警关，即在招警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其文化素质、智力状况、业务素质等，还要考察其情绪特点，性格特征，看其有无不良的行为习惯，看其心理健康程度等方面是否适合警察工作，尤其对于刑事警察来说，其心理素质尤为重要。这个问题近年来已经在一些省市逐步得到重视，在招警过程中已经开始进行心理测试，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使用心理测试常用的“人格量表”进行心理测试；二是通过对报考公安机关（院校）的人进行测试，由心理学专业人员向其提一些问题，进行心理测评，从而考察其心理素质情况。对于心理素质明显不适应公安工作者，一律不予录用。
传统的警察认知理念以“专政”为主导，尤其是刑事警察更是如此，要减少警察在审讯过程中的挫折感，除了要加强警察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之外，更主要的是心理素质的加强，但心理素质的加强与其认知理念的调整是分不开的。
　　1、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从“专政”到“服务”的转变是警察整体联系认知的转变，这已形成了一种共识，但这一共识在刑事警察认知体系中仍然还未形成，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稳定是通过打击犯罪来实现的，仍然把刑警的职能定位在打击犯罪的着眼点上而忽视保护人权（包括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分子的人权）的一面。把打击犯罪当成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手段，而没有认识到社会稳定更重要的是在于消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根源，增加消除或减少犯罪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将警察过高的权力意识、权威意识、专政意识降低到适当程度，从避免由于不当的角色意识、权利意识而形成的挫折感，跳出“挫折——攻击”的心理假说。
　　2、从“有罪推定”到无罪推定的转变。在“有罪推定”的认知理念之下，警察对每次的审讯希望得到的都是审讯对象的有罪供述，而对审讯对象的无罪辩解无法接受，认为审讯对象是在对权力和权威进行挑战。
　　3、从“执法者”到“守法者”的角色认知转变。警察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多重的角色，但其对自我角色的认知却常常出现偏差，在审讯中对自我角色的认知通常是对“执法者”的角色认知，而忽视了作为普通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守法者”的角色认知，只有完成这种角色认知的转变才有可能培养在侦查过程中的正当程序观念，才能使其严格地依据刑事诉讼法规范审讯行为，从而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
工作中的应激导致的情绪紧张、失控、焦虑状态、压力增大等是诱发警察在审讯中刑讯逼供的重要因素，要减少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有必要减少警察工作中的应激源。
　　1、增加警力资源配给。这对于减少警察工作时间，缓解身心疲劳，有利于减少工作应激的发生。
　　2、科学决策，减少人为施加的主观压力。目前我国警察队伍的管理体制决定警务行为在运作过程中的浓厚的行政等级色彩，警察工作应激源之一便是一些政府部门或领导常常随意决策，如限期破案、定任务、下指标，而不讲究决策的科学性。其结果是使警察在工作中背负着太大的压力，形成人为的工作应激。例如，领导要求天亮前取得口供，但拿不下来怎么办？领导施加的压力就会转移到犯罪嫌疑人身上，便发生刑讯逼供。
　　3、建立科学合理的警察工作绩效评估体系。在当前的刑事警察的工作中，其绩效评估是以破案情况为评估的主要指标，并不注重工作中其他参量，如工作中的守法情况，尤其是程序合法情况，个人素质，业务能力等，评估标准的单一性和欠科学性，使得警察职业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容易形成工作应激。
建立警察心理辅导机制可以对其进行长期的心理帮助。对于工作的特殊性，如经常接触社会的阴暗面，经常面对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有时甚至是死亡，导致其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与从事其他工作的人有很大差别。容易形成职业性的心理疾病。在国外警察接受经常性的心理治疗，如在亲历暴力犯罪现场之后，认为心理上受到某种刺激，他们就可以到心理医生处接受治疗，以恢复负面的心理平衡。或者当警察有某种心理障碍时，或存在应激状态时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使其心理障碍得到消除，情绪可以得到释放，从而使刑讯逼供等暴力现象发生的可能性得到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