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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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02年3月11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韩杼滨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全国政协各位委员提出意见。
2001年，全国检察机关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检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积极投入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稳定
去年，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重大决策，把维护稳定作为首要任务，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通力协作，开展打黑除恶、治爆缉枪等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集中整治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的治安问题，认真落实综合治理措施，为严打整治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841845人，提起公诉845306人，比上年分别上升17.6％和19.2％。
坚持依法从重从快方针，突出打击黑恶势力等三类严重刑事犯罪。始终把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流氓恶势力犯罪，爆炸、杀人、抢劫、绑架等严重暴力犯罪，盗窃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的多发性犯罪作为打击重点，特别是把称霸一方、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的黑恶势力犯罪作为重中之重，依法严厉打击。最高人民检察院加强宏观指导和督促检查，对严打中的适用法律问题及时作出司法解释，直接督办了381件重大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各级检察机关适时介入重大案件的侦查活动，依法从快批捕、从快起诉；坚持重事实、重证据，严格掌握法律政策界限。在严打整治中，共批准逮捕三类重点案件犯罪嫌疑人454587人，提起公诉455942人，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把打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对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集中力量，深挖严查，上级检察院直接查办或派员督办。全年立案侦查此类犯罪案件279件345人。这些人员中，有的收受贿赂，包庇、纵容黑恶势力犯罪活动；有的泄露案情，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出谋划策；有的为黑恶势力的非法经营活动提供保护；有的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重要成员。对这些腐败分子的查处，推动了严打整治斗争的深入开展。
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严惩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检察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食品、药品等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健康的犯罪活动，以及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活动。全年共批准逮捕此类犯罪嫌疑人26002人，提起公诉23526人。最高人民检察院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就办理制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等问题作出司法解释，并直接督办了195件重大犯罪案件。为加大打击力度，检察机关加强了与行政执法机关的协调，进一步完善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相衔接的工作机制，依法查办了397名涉嫌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犯罪的行政执法人员，纠正了一批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的案件。
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依法惩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对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爆炸、杀人、纵火等犯罪活动，坚决依法打击，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美国“9·11”事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出了严厉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通知；倡议并主办了亚欧国家总检察长会议，促进了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协作。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批捕、起诉了一批组织和利用“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
二、加大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力度促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集中力量查办了一批贪污贿赂犯罪大案要案。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6447件40195人，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41亿多元。在查办的案件中，犯罪数额百万元以上的1319件，涉嫌犯罪的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工作人员9452人，县处级以上干部2670人，李嘉廷等6名省部级干部依法受到追究。查办在国有企业转制、重组过程中私分、侵吞、转移国有资产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17920人，促进了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继续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对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择手段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情节严重的行贿犯罪，依法严肃查办，全年共立案侦查1906件，比上年上升39.4％。根据近年来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增多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集中追逃专项行动，采取网上通缉、异地协作、敦促自首等措施，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缴赃款6.8亿多元。
严肃查办了一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侵权犯罪案件。针对渎职犯罪危害严重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重特大渎职案件标准，与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建立了案件移送制度，加强了对查办渎职犯罪工作的指导。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渎职犯罪案件8819件。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司法保障，立案侦查涉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报复陷害等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983人。
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取得明显进展。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方针，大力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一是把检察预防融入反腐败斗争和综合治理的总体格局，积极推动建立社会化预防组织1300多个。检察机关在预防网络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针对办案中发现的漏洞和问题，向发案单位和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28500多件。开展专题调研，研究发案规律和防范措施，有4000多条预防对策建议被当地党委和政府采纳。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联合部署，在金融证券、国有企业、海关、建筑、医药等八个行业和领域开展系统预防，协助有关部门和单位完善制度，加强管理，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三是在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建设工程中开展专项预防，帮助建立防范机制，减少了职务犯罪和建设资金流失。西部地区检察机关围绕国家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积极开展预防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尊严
加强刑事诉讼监督，注意防错防漏，不枉不纵。各级检察机关围绕严打整治斗争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一方面，以防止打击不力为重点，依法纠正有案不立、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等问题。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18447件；对应当逮捕而未提请批准逮捕的，决定追捕13341人；对应当起诉而未移送起诉的，决定追诉6440人。对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诉3875件。对违反规定不交付执行，以及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依法督促纠正8548人次。另一方面，注重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严把事实关、证据关和适用法律关，纠正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违法行为。依法决定不批准逮捕93760人，不起诉26373人。对侦查、审判和刑罚执行活动中的违法情况，提出书面纠正意见21278件次。对超期羁押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66196人，已纠正56389人。
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督促纠正裁判不公问题。针对影响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实效的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各级检察机关认真审查当事人申诉，注重对判决、裁定严重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以及因枉法裁判导致司法不公的案件进行监督。据检察系统统计，全年依法提出抗诉16488件，法院已审结10145件，其中改判5377件，撤销原判发回重审900件。对裁判正确的，耐心细致地做好息诉工作。
严肃查办司法人员贪赃枉法犯罪案件，促进公正司法。检察机关在诉讼监督工作中，注意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对司法人员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枉法追诉、枉法裁判、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犯罪案件，坚决依法查处。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此类犯罪的司法人员4342人。
加强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努力解决告状难、申诉难问题。大力开展文明接待活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全年共办理群众来信来访656080件次。坚持检察长接待日制度，各级检察长共接待群众来访188116人次，对其中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72346件直接督办，当年办结55336件。认真办理刑事申诉和刑事赔偿案件，对确有错误的777件依法予以纠正，决定给予刑事赔偿。为加快控告申诉问题的解决，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一些地方检察机关实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力求将问题解决在基层，解决在首次办理环节。
四、加强自身建设，提高队伍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组织广大检察人员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七一”重要讲话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理想信念、职业道德和纪律作风教育。开展向生死关头解救人质、制服歹徒的湖南省道县检察长付玲玲，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副检察长方工等模范检察官学习的活动，大力弘扬公正执法、热情服务的良好风尚。二是开展执法大检查。各地共自查和交叉检查近三年来办理的有关案件55万多件，对发现的违反程序、执行办案纪律不严等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了纠正。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必须严格执行的六条规定》。对检察机关现任处以上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检察人员离职、退休后从事律师职业，进行了清理和规范。三是坚持从严治检。严肃查处违法违纪的检察人员406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56人。沈阳市检察院原检察长刘实贪污、受贿、泄露国家秘密，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全年有60名领导干部被追究责任，7个省级检察院的负责人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讨责任。四是加强教育培训。组织了全国检察人员基本素质统一考试，促进干警熟练掌握专业知识。全年共培训各级检察长和业务骨干34000多人，组织11000多人参加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习，选送一批优秀检察官出国进修，促进了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
继续开展争创“五好”活动，深入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采取上级检察院挂牌攻坚、集中培训检察长等措施，重点推动467个工作滞后的基层检察院转变面貌。对其中的210个院领导班子和129名检察长，商同地方党委和人大进行了调整。对已经实现“五好”基本要求的检察院进行抽查，实行动态管理，推动建立长效机制。经过努力，检察机关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的状况有了新的改进。最高人民检察院从干部教育培训、专项经费补助等方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检察机关的扶持力度。继续选派检察官到西部巡讲支教，组织东西部地方检察院互派干部挂职锻炼。在拉萨召开了西藏检察工作座谈会，研究加强西藏检察工作，落实对口援藏任务。
深化改革，为检察工作注入生机与活力。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省级检察院建立了侦查指挥中心，提高了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大要案工作的整体效能。推行审查逮捕方式改革，强化对证据的审查，依法引导侦查取证，提高了办案质量和效率。到去年底，实行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检察院达到2729个，择优选任的9022名主诉检察官在严打整治中发挥了骨干作用。27个省级检察院完成了机构改革。在全系统进一步推行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对一批检察院领导干部和反贪局长进行了异地交流和内部轮岗。积极推进科技强检。全国检察机关一级专线网已经开通，一些检察院建成了计算机局域网，配备了举报电话自动受理系统和多媒体法庭示证系统，增强了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
自觉接受监督，切实加强和改进工作。各级检察机关主动向人大汇报工作，加强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联系，邀请代表和委员视察，听取批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工作。去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收到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建议和提案65件，已全部办结。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改进刑事诉讼执法工作的要求，对检察环节的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问题进行了检查清理，纠正超期羁押2226人。深化检务公开，认真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推行不起诉案件、刑事申诉案件和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以公开促公正。
一年来，检察工作有了新的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过去的问题，经过努力，有的有所改进，有的还没有得到解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司法活动中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等问题，监督力度不够。特别是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缺乏有效的监督办法和手段，仍然是法律监督工作的薄弱环节。二是在执法作风上，少数单位受利益驱动违法违纪办案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检察人员为民执法的宗旨意识不强，作风粗暴，特权思想严重，办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一些检察院和领导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有的工作部署和管理制度没有落实。三是一些检察人员执法观念陈旧，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偏低，证据意识、程序意识不强，办案质量不高，不适应新形势下工作发展的要求。四是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检察工作科技含量低，办案经费紧缺，装备落后，边远贫困地区的基层检察院困难更大，影响了工作开展。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工作指导上不够深入，对上述问题研究、解决的力度不够，负有领导责任。我们将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强化法律监督，提高队伍素质，深化管理制度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检察工作不断发展。
各位代表：
今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检察机关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继续深入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深挖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依法打击邪教组织犯罪活动，积极参加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坚持不懈地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金融诈骗、走私和传销等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为维护国家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作出新贡献；进一步加大查办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力度，集中力量查办大案要案，继续加强发案单位个案预防、重点行业系统预防和重大工程专项预防，综合运用检察职能，更好地为西部大开发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服务，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方面取得新成效；大力强化刑事诉讼、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依法监督纠正诉讼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坚决查办司法不公背后的贪赃枉法犯罪，在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制统一方面取得新进展，努力推进依法治国，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确保上述任务的完成，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突出“强化监督，公正执法”的主题，推动法律监督工作与时俱进。增强法律监督意识，努力探索加强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以及刑罚执行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法，积极提出完善监督程序的立法建议，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实效，维护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增强公正执法和保障人权意识，严格执行实体法和程序法，保障司法公正，坚决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增强接受监督和制约意识，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监督，强化内部制约机制，制定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案件证据标准和职务犯罪办案质量考评标准，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规范执法行为，严格办案纪律，切实保证检察权的正确行使，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二，做好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检察工作，努力适应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认真研究加入世贸组织后检察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按照法制统一、公开透明和非歧视原则，进一步更新执法观念，完善执法机制，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增强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度，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把握经济领域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洗钱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检察人员中进一步普及世贸组织知识，开展专项培训，培养一批懂法律、懂外语、懂经济的复合型人才。扩大国际交流和司法协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做好涉外案件的检察工作，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提供司法保障。
第三，深化检察改革，创新管理机制，提高执法水平和工作效率。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完善主诉、主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建成上下一体、反应灵敏的侦查指挥和协作机制，提高突破大要案的整体能力。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抓紧完成地方检察院机构改革。扩大检察人员分类管理试点，探索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检察工作特点的队伍管理机制。大力推进科技强检，加强信息技术在检察工作中的应用，提高办公、办案信息化水平。
第四，以改进执法作风为重点，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认真贯彻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把今年作为转变作风年的要求，着重解决执法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增强执法为民的宗旨意识。不断改进控告申诉检察工作，全面推行控告申诉首办责任制，更好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切实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纠正特权思想、霸道作风。按照以德治国的要求，实施《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强化职业自律，弘扬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检察官职业道德。坚持从严治检，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肃查处检察人员违法违纪案件。认真落实修改后的检察官法，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员中择优选任检察官，抓紧组织对现任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优化队伍结构，推进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第五，坚持不懈地推进基层检察院建设。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总结三年基层检察院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人民检察院基层建设纲要》。我们将以确保公正执法为目标，以规范管理和提高执法水平为重点，继续狠抓基层检察院建设，进一步提高基本素质，加强基础工作，完善基本保障，在新的起点上把基层检察院建设继续向前推进。
各位代表，在新的一年里，检察机关将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本次全国人大会议精神，开拓创新，扎实工作，以检察工作的新成绩迎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
菏泽市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菏泽市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菏政办发〔2003〕19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
《菏泽市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印发。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菏泽市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菏泽市建设局为主管全市城乡建设和建筑业行业管理工作的市政府工作部门。
一、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城乡建设和建筑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章;研究拟定全市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建筑业、勘察设计咨询业发展战略;提报和参与编制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年度建设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负责城市道路、桥涵、地面建筑物、地下管道等市政公用设施(除城市园林绿地、路灯、小型环卫设施、小型防汛设施、广告雕塑、燃气管道、热力管道以外)的新(扩)建、改建及施工企业资质(园林绿化企业除外)的报批管理并牵头组织实施建设开工审查、设计、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竣工验收工作;负责城市供水、节水、污水处理及排放入网工作管理;参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审查;负责城市规划区以外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三)组织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组织实施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定额;组织制定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经济评价方法、经济参数、建设标准、投资估算指标、建设工期定额和工程造价管理制度,与有关部门联合发布;监督指导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负责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的监督管理。
(四)指导全市建筑活动,规范建筑市场;负责建筑市场准入和清出;负责装饰装修业的行业管理;指导监督工程项目招标投标和工程监理,负责工程质量及安全工作;负责从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认定;负责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安装、勘察设计、设计咨询、装饰装修、建设监理企业的资质管理;负责项目经理资格认定;拟定勘察设计、施工、建设监理和相关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规定并监督指导;负责市外企业进菏承包工程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建设企业参与境内外工程承包和建筑劳务合作;负责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指导与管理,协同有关部门研究编制年度重点建设工程项目计划,协调解决重点项目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负责建设项目的立项审查、小型项目的初步设计审批。
(五)指导全市乡村规划工作,负责拟定全市乡村规划和乡镇、村建设发展战略及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六)牵头组织对房地产开发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并颁发《交付使用许可证》,受理有关建筑质量方面的投诉问题。
(七)综合管理全市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工程抗震设计规范;协同有关部门负责城市民用建筑结合修建人防工程的管理工作,指导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
(八)负责建设行业科技教育工作,制定行业科技教育发展规划和技术经济政策;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和成果推广,指导重大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工作;指导全市建设系统的职工培训工作;负责墙体改革工作。
(九)管理全市建设行业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指导全市城市建设利用外资工作;指导企业开拓国外建设市场。
(十)负责建设行业专业技术人员的执业资格管理工作。
(十一)承办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内设机构
根据以上职责,市建设局设置8个职能科室。
(一)办公室
协助局领导组织协调机关日常工作;负责文秘、档案、保密、信访、信息、督办、综合性文稿的起草、重要会议组织和机关后勤保障工作;负责行业计划统计工作;组织指导全市建设系统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对外招商引资工作。
(二)政策法规科
组织拟定全市建设行业政策和规定、办法草案并组织实施;负责综合性政策的调查研究;负责建设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指导建设系统企业改革与发展。
(三)人事科
负责局机关和直属单位人事、劳动工资管理和社会保障工作;负责建设行业专业技术人员执业资格管理工作;负责局机关及直属单位的党群工作;负责局机关和指导直属单位离退休人员管理服务工作。
(四)城市建设科
组织制定全市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有关政策规定;负责市政公用设施建设及施工企业的资质管理;组织实施市政工程建设开工审查、设计审批、施工质量监督、监理和竣工验收;负责城市供水、节水、污水处理及排水入网工作;负责建设统计年报工作;指导城市规划区以外风景名胜区的建设和管理。
(五)村镇建设科
指导全市乡村规划工作,拟定全市乡村规划和乡镇、村建设发展战略及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指导受灾地区的村镇重建和大型建设项目地区的村镇迁建工作。(六)工程建设科
规范建筑市场各方主体的市场行为及工程招标投标、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合同管理、工程风险管理;依法查处建筑市场中违法行为;负责装饰装修行业管理;负责建筑施工、建筑安装、装饰装修企业的资质管理;负责建设监理、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和发证工作;组织指导工程建设标准定额与造价工作;指导产品质量认证工作;负责境外企业进菏承包工程管理。
(七)勘察设计科
管理工程建设勘察和标准设计工作;监督实施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抗震设计规范;指导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管理勘察设计咨询单位资质;拟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市场的规章制度并监督执行。
(八)科技教育科(加挂墙体改革办公室牌子)
研究拟定全市建设系统教育发展战略和规划;组织指导本系统职工教育培训工作;组织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承担建设科学技术的推广教育工作;组织科技合作项目的实施及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负责墙体改革工作。
三、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市建设局机关编制总额30人,其中行政编制27人,工勤人员编制3人;可配备局长1人,副局长3人,科级领导职数14人。
四、其他事项
(一)市建设局负责城市道路、桥涵、地面建筑物(城市园林绿地、路灯、小型环卫设施、小型防汛设施、广告雕塑以外)、地下管道(燃气管道、热力管道以外)等市政公用设施的新建、扩建、改建及施工企业资质(园林绿化企业除外)的报批管理并牵头组织实施建设开工审查、设计、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竣工验收工作。市市政管理局负责城市园林绿地、路灯、小型环卫设施、小型防汛设施、广告雕塑、燃气管道、热力管道的新建、扩建、改建并牵头组织实施建设开工审查、设计、施工质量监督、监理、竣工验收工作,负责城市园林、环卫、广告设施、路灯、燃气、热力等公用事业的经营资质管理、经营许可和安全运行。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成并验收合格后移交市市政管理局管理维护,城市道路占、挖和公用设施有偿使用由市政管理局审批。
(二)城市供水、节水、污水处理及排放入网工作由市建设局负责。城市防汛工作由市政管理局负责。
(三)市建设局负责装饰装修行业管理和资质管理。其中,住宅室内装饰装修活动的管理由市房产管理局负责。
(四)将市建筑工程管理局更名为市建筑工程管理处。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浙高法〔2009〕129号
本省各级人民法院、本院各部门：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已于2009年4月24日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本院研究室。
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及说明
二ＯＯ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9年4月24日第2108次会议讨论通过）
为切实提高送达效率，充分发挥送达制度的积极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我省法院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 人民法院在民商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办理有关诉讼文书送达事务时，应遵循合法、便捷、有效的原则，正确处理好公正与效率、权威与便民、切实保障受送达人权益与有效规制恶意拒收文书行为之间的关系。
第二条 人民法院可安排专门机构或者人员负责送达事务。
对同期立案、当事人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案件，可集中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第三条 国内民事诉讼文书的送达，应当以直接送达和邮寄送达为主，以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其他方式为补充，以公告送达为最后手段。
第四条 人民法院知悉当事人联系方式的，可以通知当事人到法院签收诉讼文书。
第五条 定期宣判的案件，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的，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
第六条 受送达人明确声明人民法院可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并指定相应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的，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但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除外。
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采用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
确认受送达人收悉的情形包括：
（一）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
（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
（三）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采取以上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有条件的法院，可以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第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向其送达诉讼文书，但送达人员在其他场所会晤受送达人的，也可在该会晤场所送达。
不知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不能在其住所送达时，送达人员可在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送达文书。
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第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第81条规定，义务签收人的范围主要包括：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由其本人签收；如本人不在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如本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收，法定代理人为多人的，可由其中一人签收；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其他组织的办公室、收发室、值班室等负责收件的人签收；
（三）受送达人有诉讼代理人的，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但受送达人在授权委托书中明确表明其诉讼代理人无权代为接收有关文书的除外；
（四）受送达人已向人民法院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上述义务签收人拒收诉讼文书的，可以留置送达。
受送达人的同住成年家属、法定代理人或者法人、其他组织负责收件的人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九条 在直接送达有困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将诉讼文书交付当地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转交送达。经该公安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
前款“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是指：
（一）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
（二）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
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条 送达人员应当在送达回证记明送达时间等事项，并交签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非本人签收的，应当载明其他签收人与受送达人之间的关系。
留置送达的，应当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十一条 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商事诉讼文书，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二、送达地址确认书
第十二条 在当事人起诉或者答辩时，人民法院应当要求其提供自己准确的送达地址，并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应当告知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不准确、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或其所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可以要求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或可能获得送达地址的相关线索（如要求离婚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对方当事人亲属的联系方式），以便及时、有效实施送达。
第十三条 当事人将其诉讼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为其委托的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住所的，在当事人未书面通知法院解除该委托之前，法院依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送达行为，对当事人有法律约束力。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拒收的，邮寄送达的以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直接送达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第十四条 以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理后，当事人原填写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可以继续适用。
送达地址确认书除适用一审程序外，当事人未明确声明适用范围或者未向法院告知其送达地址变更事项的，可继续在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中适用。
以上两款规定的事项，人民法院应当以送达地址确认书或者其他适当方式告知当事人。
第十五条 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不便送达的，法院向送达地址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
第十六条 当事人具有以下两种情形之一的，可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并依据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执行：
（一）受送达人的送达地址不明，但能通过电话等方式联系，其在法院电话通知后，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也不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的；
（二）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且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的；
（三）在法院公告送达期间，受送达人向法院提出管辖异议或要求回避等书面申请，但又未明确提供送达地址的。
上述电话录音内容，送达人员应整理成书面记录。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由全体合议庭成员、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由独任法官及一名书记员签名后附卷。电话录音的原始资料应暂时予以保存，一审未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上诉期满后六个月；上诉案件一般保存至该案二审宣判后六个月。
三、留置送达
第十七条 留置送达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人员有直接送达诉讼文书给受送达人的行为；
（二）受送达人或者义务签收人有恶意拒收的行为(如无正当理由拒绝签收、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第十八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留置送达要求送达人员应当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到场见证。这里的“基层组织”，一般是指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上述组织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第十九条 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
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四、公告送达
第二十条 公告送达应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条件，即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第二十一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是指除受送达人被宣告失踪、被申请宣告失踪外，送达人员按照原告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通过直接送达等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由受送达人住所地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证实，或以其他适当的方式证实，其已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第二十二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按照以下原则处理：
（一）受理法院是基层法院的，可以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如果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二）受理法院是中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该当事人住所地辖区基层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或者在该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公告期满即视为送达；
（三）受理法院是高级法院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应当同时在《人民法院报》或者省级以上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
在当事人所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物业小区等场所张贴送达公告的，应当张贴在上述场所的明显位置并以拍照的方式予以固定，照片附卷。
第二十三条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需公告送达的，自然人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登记注册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在行政辖区的，除在该法院公告栏张贴送达公告外，还应根据受送达人住所地是否在本市（地级）、本省范围等情况，决定应同时刊登公告的公开发行的报纸的级别。
第二十四条 公告送达，应当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第二十五条 在《人民法院报》或者其他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送达公告的费用，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结案时，该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五、涉外送达
第二十六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自然人的，法院可以向其在我国领域内的居住场所、工作场所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不在，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的亦视为有效送达。但同住成年家属为同一案件的对方当事人或依照受送达人本国法律禁止这种签收方式的除外。
法院向外国自然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直接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第二十七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院可以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该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送达。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护照或其他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摘抄等方式固定上述证据。
外国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系指依照登记国法律或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包括且不限于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经理)。
第二十八条 外国受送达人或其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法院的送达文书时，可以适用留置送达。
第二十九条 涉外委托送达的方式包括并依次为依司法协助协定送达、依海牙送达公约送达和外交途径送达。当受送达人具备上述两种以上送达条件时，法院应按照顺序在先的方式向受送达人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当顺序在先的委托送达方式无法送达时，无需再采用顺序在后的委托送达方式，可直接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
第三十条 以司法协助协定、海牙送达公约或外交途径方式送达司法文书，如受委托的外国中央机关要求收取委托送达费用的，该费用应由申请送达人员预先支付。法院在首次委托送达司法文书时，可视情一并预收其他后续裁判、执行文书的委托送达费用(包括裁判、执行文书的翻译费用)。
第三十一条 当无法向外国受送达人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有效送达时，不能以此为由直接向该外国受送达人公告送达，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的送达方式向该外国受送达人进行送达。
第三十二条 受送达人是外国公司的，法院可以通过该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他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转递后外国公司签收该司法文书或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之一的，视为送达。
第三十三条 认定涉外案件中的外国受送达人下落不明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送达地址确为受送达人的住所地；
（二）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
通过查询，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第三十四条 涉外公告送达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报》或省级以上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和案件受理法院公告栏同时刊登。
第三十五条 本意见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
若干规定（试行）》的说明
送达难一直是制约民商事诉讼效率进一步提高的瓶颈。根据高院党组的指示，高院研究室在认真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浙江省高级人民关于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
一、起草的依据
《规定》共36条。主要针对当前我省法院民商事案件送达中的一些突出问题作出规定。有的问题在相关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中已有规定，但散见于各法律文件中，《规定》予以集中明确；有的问题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较为抽象，有的并无明确规定，《规定》根据法律精神以及审判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并借鉴兄弟法院尤其是上海高院的相关规定，提出了意见。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突破法律或者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规定》已用黑体字标示出来。
二、关于送达方式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六种诉讼文书送达方式：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转交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员流动频繁的实际，《规定》增加了一些新的送达方式。
1、邮寄送达可与直接送达同等优先采用。主要是考虑到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邮寄送达持相当肯定的态度。同时，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已在大量使用邮寄送达，整体效果也不错。
2、通知当事人领取诉讼文书。虽然司法实践中不少法院一直在使用这种送达方式，但现有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比较间接的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以采用“简便方式”送达文书。《规定》将这种简便方式扩大到普通程序，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送达的主要目的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知情权、程序参与权等，其着眼点在于确保当事人知悉相关程序事项；二是从审判实践中的使用效果看，既实现了送达的目的，保证了送达的确定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三是通知领取的方式在有些情况下对当事人更方便、快捷，更为当事人所乐于接受。
3、定期宣判时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一条：“定期宣判的案件，定期宣判之日即为送达之日。”《规定》将其扩大到普通程序，是因为普通程序在这一点上与简易程序并无本质不同，可类推适用，但为审慎起见，《规定》将适用范围限制在当事人恶意回避诉讼或者恶意拒领文书的情形，包括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未经许可中途退庭，或拒绝签收有关裁判文书。
4、以手机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诉讼文书。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送达，对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和降低邮寄送达的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考虑到该送达方式具有不稳定、证据难固定等特点，在具体运用时应注意：首先，要区分不同情形，作不同处理。一是受送达人明确声明可以采用现代通讯方式送达，并指定相应号码或邮箱的，采取“发出主义”（即人民法院只要确认已按声明的方式和指定的码址发出了相关诉讼文书，可视为送达）；二是受送达人未明确声明可以现代通讯方式送达，人民法院向受送达人的手机号、传真号或电子邮箱进行送达的，则采取“知悉主义”（即必须确认受送达人收悉才可视为送达）。以下情形推定为“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已经按照所送达文书的内容履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和其他场合提及了所送达文书的内容；确认收悉的其他情形。
其次，采取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时，如确有证据证明受送达人因客观原因未实际接收到相关诉讼文书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安排送达，以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再次，采取这种方式送达的，应在案卷中记明，并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
最后，相关法院可建立短信、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平台。
三、关于送达场所
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的住所地，如自然人的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法人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送达地的立法模式。但随着城市的动迁以及人口流动频繁，造成我国现行的户籍登记和工商登记材料无法准确反映当事人的实际住所地。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给法院送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现实困难。审判实践中不断增多的公告案件一定程度与此有关。《规定》参考国外立法例和我国审判实践已经有所变通的做法，对送达场所作了较大扩展，即除受送达人的住所或其所提供的送达地址外，还包括受送达人的居所（如暂住地）、从业场所以及法人的营业场所、办公场所、受委托的律师事务所等能够直接向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送达诉讼文书的地方，以及送达人员在送达过程中会晤受送达人的其他场所。受送达人或其指定代收人在以上场所拒绝签收文书的，可留置送达。
四、关于义务签收人
《规定》对现有比较分散的规定作了集中明确，以利于审判实践中掌握。在尊重现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两点规定：一是将适用留置送达的主体扩大到受送达人以外的其他义务签收人；二是对其他义务签收人存在利害冲突或有证据表明不宜签收的，规定了除外情形，即不能向其送达诉讼文书。
五、关于转交送达
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只限于军人或被监禁、被劳动教养的人。《规定》对此有所扩展，即可以由以下两类主体转交送达：一是公安派出所、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基层单位；二是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包括其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或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等；受送达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当然，这些受托转交送达的主体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转交送达主体是有一定区别。后者是负有法定义务的单位，前者则以受委托主体的自愿为前提。
为了避免争议，《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了转交送达的生效时间，即“经该派出所、基层组织或与受送达人有密切联系的人确认已将诉讼文书转交受送达人的，视为送达”；第三款规定了除外情形，即“受送达人的非同住成年家属、有辨别能力的同住人、受雇人、邻居、房主、出租人、居住地的物业管理部门或者法人、其他组织办公地点的其他有辨别能力的职员或雇员等是同一案件中另一方当事人或者有证据表明其不宜签收的，不适用前款规定。”
六、关于送达地址确认书
实践证明，送达地址确认制度，是缓解送达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有效发挥邮寄送达功能的制度基础。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积极作用，《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扩大送达地址确认书的适用范围。一是在简易程序中确认的送达地址，当该案转为普通程序后可继续适用；二是送达地址确认书适用于一审、二审和执行程序，以及该当事人同期在受理法院审理的其他案件。制度依据和理论基础：⑴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首次明确规定了送达地址确认书制度；⑵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三款（“当事人在第一审、第二审和执行终结前变更送达地址的，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人民法院。”）、第十一条（“因受送达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人民法院、受送达人本人或者受送达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收，导致诉讼文书未能被受送达人实际接受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⑶当事人应依诚实信用原则参与诉讼的法理。审判实践中，存在当事人在对其不利的一审裁判提出上诉后，又拒不接收法院按一审确认的送达地址送达的各类司法文书，以借机拖延诉讼，转移资产、逃废债务的情形。另外还有的当事人同一时期参与了多起诉讼，在对其有利的案件审理中积极提供了送达地址确认书，而在同期审理的对其不利的其他案件中却不予应诉或者拒绝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规避法律或者拒绝履行相应义务。送达行为的本质是使当事人及时知晓相关诉讼事项，以便当事人积极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在当事人已明确知悉相关诉讼事项的情况下，仍恶意拒绝参与诉讼，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2、向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送达诉讼文书，义务签收人签收的，视为有效送达。通常情况下，当事人确认的送达地址，法院可实施有效送达。但有的当事人为规避法律、拖延诉讼，故意填写不方便送达的地址。规定送达地确认书以外的地址也可以实施有效送达，将有助于减少类似情况的发生。
3、采取推定方式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审判实践中有几种比较常见的恶意回避诉讼的行为，一是受送达人留有电话等联系方式且与其联系能确定身份，但拒绝提供有效地址、拒绝签收文书材料或者虽承诺签收但屡次无故拖延；二是受送达人在本案中一直不出现或者有意躲避的，但在法院同期审理的其他案件中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却不提供或确认送达地址；三是部分被公告送达人在知悉相关诉讼事项后，不是积极参与诉讼，而是恶意提起无任何事实依据的管辖异议或者回避申请，且故意不提供有效的送达地址，以达到拖延诉讼的目的。针对这些情况，为减少不必要的公告送达，提高审判效率，本规定第十六条将这三种情形推定为“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如此，法院可以根据最高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十一条规定送达，而不必采取公告送达。
七、关于留置送达
民事诉讼法对留置送达的现有规定存在适用条件过于严格、场所过窄、见证人要求高等问题，《规定》作了一些变通：
1、放宽留置送达的适用条件。即只要当事人存在恶意拒收文书行为的，就可以留置送达。《规定》列举了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恶意拒收行为，如当场撕毁送达回证、否认自己是受送达人、送达人员表明身份后拒不开门等。
2、扩大见证人的范围。法律规定见证人的本意在于证明送达行为的规范性。依据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的规定，见证人的范围包括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代表，但对“基层组织”这一概念均未作出解释，以致基层组织的界限难以把握。《规定》第十八条依据实践中的惯常做法，对其范围作了适当扩充，即“一般是指村委会或居委会，但在人民法院送达人员邀请村委会或居委会作为见证人遇到困难的情况下，还可包括基层公安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人民调解委员会、司法服务所以及社区物业公司等。”
3、对见证人不配合或者无见证人等情况作变通处理。见证人不愿签字证明的，送达人员可直接依据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2条规定，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以及被邀请人不愿见证的情形，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见证人拒绝到场见证或者送达人员找不到见证人的，送达人员可对受送达人或义务签收人拒绝签收诉讼文书的现场，以拍照或者录像的方式予以固定，将诉讼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应送达场所，即视为送达。但送达人员应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并把照片或录像资料存入卷宗；对情况紧急，不具备拍照或录像条件的，须由法院两名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时间和地点及相关情况，即视为送达。
八、关于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作为一类重要的送达方式，但现行法律规定比较简约，审判实践中在适用公告送达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对“当事人下落不明”认定过宽，公告送达过多；公告形式过严，成本与效益不对称；公告内容过于简单，不符合法律规定；国务院诉讼收费办法出台后，公告费用负担不明等，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司法效率的降低。为此，《规定》作了以下规定：
1、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认定作适当限定。实践有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不区分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送达不能，但凡无法顺利送达的，便往往定性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继而将一些并不复杂、疑难的案件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大大延长了审理时间，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了司法效率；二是过于听信公告申请人(一般为原告)所提供的受送达人的地址，在申请人基于个人利益瞒报或虚报受送达人地址时，往往会侵害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因此，《规定》一方面对受送达人下落不明作适当界定，另一方面通过推定扩大“当事人拒不提供送达地址”的范围，将部分恶意回避诉讼的情形排除在公告送达范围之外，以减少不必要的公告。
2、适当放宽公告形式要求。考虑到公告的实际告知效果，以及在《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为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当事人诉讼负担，根据不同情形选择不同公告形式，不一定要采取报纸公告形式。
3、规范公告内容。针对实践中公告内容过于简单的问题，要求严格按照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9条的规定公告相关内容。
4、规定费用负担。依照2007年4月1日起施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六条和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公告费用不属于诉讼费，人民法院也不得代收代付。因此，公告费用由何方预先支付以及由谁最终承担，审判实践中不无异议，对此本规定规定了由申请公告人预先支付、败诉方承担的原则。
九、关于涉外送达
为规范涉外民商事诉讼文书的送达，进一步缩短涉外案件审理周期，《规定》在总结实践做法和借鉴上海高院成熟经验的基础上对涉外送达作出了一些细化规定。
1、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受送达人及其义务签收人在我国领域内出现时，规定可以直接送达，但对于直接送达的场所未作明确规定。实践中，外国自然人在我国领域内有固定的住址或成年家属同住的情况不断增多。《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的原则，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最高法院《若干意见》第81条，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自然人的送达作了一些变通规定。在适用时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2、向出现在我国领域内的外国法人、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的送达。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对于外国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在我国领域内规定了可以向其直接送达。对于法定代表人，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不同，有的规定董事长为唯一的、当然的法定代表人，也有的采多元化标准。实践中还发现不少外国公司法定代表人并不一定需要办理法定登记，而是在发生纠纷后，才由公司董事会决议确定一名董事为诉讼期间的法定代表人(法人代表)。因此，《规定》对外国法人法定代表人的范围采取列举方式作适当扩张，力求在相关法律规定范围内尽可能地增加送达的成功率。在适用时也应十分谨慎，注意核对签收人的身份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固定相应证据。
3、转递送达。随着我国投资领域的逐步开放，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设立子公司或成为国内公司的参股股东的情况日益增多。为提高送达效率，实践中，已经有法院开始尝试通过外国公司在我国领域内的子公司或其它参股公司转递司法文书，并取得较好效果。但应注意使用这种送达方式，应当在受送达人确认后始发生送达的效力，确认的方式包括直接签收或虽未签收但符合最高法院《关于涉外民事或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第十三条所列情形。
4、适当放宽涉外公告送达下落不明的认定。适用公告送达原则上要求穷尽其他可能的送达方式。但这种穷尽所有送达方式的要求如果机械地适用到涉外案件中，将对此类案件审理带来很大的困难。考虑到涉外送达的实际，《规定》三十三条对涉外公告送达条件作了一定放松，即在送达地址准确的情况下，有一种送达方式反馈其住所地无人接收(如委托送达回证上注明无法送达的原因是查无此人或已搬迁但不知迁往何处，或长期无人居住或无人办公，或邮寄送达被以查无此人而退回等)。此外，如果法院经查询后发现在本省法院同一时期其他诉讼中显示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在认真核实的前提下，亦可作为认定在本案中下落不明的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