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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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
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市人民政府令第114号
《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已经2007年10月17日市人民政府第33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市长：刘健
二OO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淮南市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管理，控制白蚁危害的发生和蔓延，消除蚁害隐患，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白蚁防治，是指新建、改建、扩建、装饰装修房屋的白蚁预防处理和已建房屋建筑的白蚁灭治。
第四条 市、县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房屋白蚁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可以委托其所属的白蚁防治机构负责日常工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白蚁防治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白蚁防治工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白蚁防治机构应当依法开展白蚁预防、灭治工作。
第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房屋和装饰装修非住宅房屋的，应当实施白蚁预防处理。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前与白蚁防治机构签订白蚁预防合同。
第七条 白蚁预防合同应当载明防治范围、防治费用、质量标准、验收方法、包治期限、定期回访，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约责任等内容。白蚁预防合同包治期限不低于15年，包治期限自工程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
在白蚁预防合同包治期限内发生白蚁危害的，白蚁防治机构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进行灭治，不得再收取任何费用；无故拖延或拒不进行灭治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第八条 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白蚁预防施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预防施工完毕后，白蚁防治机构应当向建设单位出具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证明文件。
第九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预售或销售时，应当向购房人出具白蚁预防合同或实施白蚁预防的证明材料，提供的住宅质量保证书中应当包括白蚁预防质量保证的内容。
建设单位在办理房地产产权登记手续时，应当向登记机构出具白蚁预防合同和实施白蚁预防的证明材料。
第十条 原有房屋和超过白蚁预防包治期限的房屋发生白蚁危害的，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应当委托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灭治。
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白蚁危害现场查看和灭治工作时，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应当配合。
第十一条 白蚁防治机构应当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健全施工管理档案、竣工验收、药剂进料、领料登记等制度，应当使用合法药剂，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白蚁防治的施工技术规范和操作程序进行防治，确保防治工程质量。
第十二条 白蚁防治机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收取和使用白蚁防治费用。
第十三条 建设项目没有实施白蚁预防处理的，能进行补防的，应当及时进行补防；不能补防的，在工程交付使用的第3年至第15年，应当每年进行一次白蚁危害检查。
第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五条 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白蚁防治监督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园林树木、通信设施、仓储设施、堤坝等建筑设施，其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发现白蚁危害的，可以委托白蚁防治机构进行灭治。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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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亡补偿费分配方案的顺位思考
——重庆市奉节法院判决王绍芳诉曹家同等分配死亡赔偿金纠纷案
[裁判要旨]
病亡补偿费本质上与死亡赔偿金同义，属于财产性赔偿，并非遗产，故应根据各亲属与死者关系的远近情况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对死者经济依赖程度及其现实生活困难程度，综合平衡，合理确定分配方案。
[案情]
2009年11月28日，原告王绍芳之夫、曹丞之父、被告曹家同之子曹中平，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图文信息基建工地木工理工作时突发疾病身亡。被告曹家同委派被告曹生斌与原告王绍芳等同去上海与用工方协商，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另领取曹中平生前工资13820元，共78820元，以案外人吴楚仲的户头存入银行70000元，存折曹生斌保管并设置密码，余款用于途中开支。返回后，曹生斌将全部余款交给本村支部书记魏伟处理，曹家同领走45000元，王绍芳领走3700元。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现金69900元。
原告王绍芳的丈夫死后，全家二口人，儿子曹丞现年8岁；被告曹家同现年95岁，共有两儿三女，除长子曹中平病故，余皆成年。
[审判]
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死者曹中平在务工期间因病死亡，获得经济补偿65000元，其内容是对死者家庭整体预期收入损失的赔偿，性质是财产损害赔偿，不属于遗产，可参照《工伤保险条例》和重庆市社保机构贯彻《工伤保险条例》的通知规定，根据与死者亲属的远近和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在其供养亲属范围内合理进行分配。曹丞是死者曹中平的儿子，应计算其相应的赔偿费用；曹家同系死者曹中平的父亲，其作为曹中平生前扶养的人，其生活费应当计算其中；王绍芳是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应对死亡的赔偿款合理分配；死者的父亲年老，儿子年少均是生活的弱者，在分割赔偿款时需要给予照顾；原告王绍芳、曹丞系死者的家庭成员，生活更为紧密，在分割赔偿款时应适当多分。死者生前工资，属于死者遗产，系另一法律关系，不属本案调整范围。因曹中平死亡所获得的经济补偿款，除去实际开支外，剩余部分在王绍芳、曹丞、曹家同之间合理分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七条并参照重庆市社保机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有关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判决：一，曹中平死亡经济补偿6500元，除去实际开支30120元后下剩34880元，王绍芳、曹丞分得24880元，曹家同分得10000元；二，上列款项中王绍芳、曹丞分得的金额，品除王绍芳已领取的3700元，余款21180元由曹家同直接给付；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老年丧子、中年丧夫、幼年丧父，皆为人间悲剧。案件的处理应尽可能平衡各方当事人的情况，尽力减少冲突，避免再次触痛心灵的伤痕。
本案是一起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引发亲属间关于病亡补偿费的分配纠纷。当曹生斌接受被告曹家同的委托赶往上海办完死亡补偿事宜返回，将除去开支后的余款交给本村支书魏伟后，经村里处理，对死亡补偿费进行了分配。原告不得已诉至法院，寻求法律救济，以维护其正当合法之权益。主审本案的女法官对双方当事人的处境深为同情，力主通过思想工作化干戈为玉帛，但由于被告方在子女的支持下坚持村里的分配方案，为防止久拖不决只得下判。该判决说理透彻，分配方案公正合理，以致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表明原告、被告及其子女们内心服判息诉。
一、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的经济补偿费性质分析
本案中，原告王绍芳的丈夫，被告曹家同的长子曹中平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用工单位补偿给其亲属的经济补偿费65000元，此款属于什么性质，直接关系曹中平亲属间亲等之确定及分配权益之判定。
笔者认为，农民工在外地打工中突发疾病死亡，一般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用人单位作为合法用工主体时，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然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的规定，“视同工伤”，按该法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之规定，其近亲属应享受“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二是用人单位属无营业执照或者未经依法登记、备案的单位以及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或者撤销登记、备案的单位的职工因病死亡，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六十六条之规定，由该单位向死亡职工的近亲属给予一次性赔偿，赔偿标准不得低于《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三是按个人之间的劳务关系（即高法人身损赔规定中雇工损害赔偿关系），接受劳务的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参照雇工损害进行赔偿。
具体到本案，突发疾病死亡大多基于自身自然疾病原因，一般不归入侵权损害类赔偿，但曹中平在木工班工作，属农村工匠类技术工种务工人员，且在工作中发病死亡，有可能全系自身疾病原因死亡，也有可能突击加班、疲劳成疾等原因死亡，即不排除用人单位管理不当原因，人民法院适用《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认定因工死亡是可以的，但从经济赔偿费用看，因系双方协商所确定，不一定非按标准计算，亦无可指责。由此而论，本案病亡补偿费的名称并非法律素语，性质与死亡赔偿金相接近。因此，病亡补偿费作为财产性赔偿，属于对受害人造成的收入减少的损失赔偿，是对受害人亲属遭受的间接损害而赔偿之费用，本非遗产性质，但可参照遗产继承的基本原理，在亲等的第一顺序亲属中予以分配，符合立法本意和民间一般认知标准，是合法的，也是合理的。
二、同一亲等的近亲属分配病亡补偿费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在农人看来，出外打工的人因自身发病死亡，说不上赔偿，顶多给点经济补助。在笔者看来，打工者虽系自身发病而死亡，但若是在劳动中发病而死，从工伤保险角度“视同工伤”，属于因工死亡。其经济补助可以叫做赔偿，但不同于侵权法语境下的死亡赔偿金，可按照死亡赔偿金的处理原则进行分配。分配时，一般应注意掌握的原则是：第一，近亲属与死者之间的关系的远近情况；第二，近亲属与死者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第三，近亲属对死者的经济依赖程度；第四，近亲属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法律并不主张一概平均分配。
本案中，死者曹中平的妻子、儿子和父亲同属于我国婚姻家庭法、继承法亲等的第一顺序近亲属。亲情是一种深度，爱情是一种纯度，用二者分析死者妻子、儿子、父亲三人与死者的关系，从关系的远近情况可以判断出的顺序是：妻子、儿子和父亲。这是因为，有道是“至亲者爹娘、至爱者夫妻”，妻子与丈夫的感情比谁都近，而且丈夫外出打工后，妻子守家耕种田地，养育儿女，其功不亚于出外打工挣钱，因此原告王绍芳当列第一。曹丞作为死者的独子，是死者的一生之希望，其奋斗之一生全在于独子的成长、成人、成家与成业，当列第二。曹家同作为95岁的父亲，虽非死者一个家庭中的生活成员，但却是他的生身父亲，且年高老迈，尽管其膝下有两子三女，但作为长子的曹中平比弟妹应更多些关爱，也是法定的扶养人。从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分析，不言而喻，妻子和儿子作为同一家庭中共同生活的成员，其紧密程度更强予独居的父亲。从经济依赖程度分析，依赖性最强者莫过于年仅8岁的儿子，其次是妻子，再其次是父亲。因为，父亲的扶养人有5个，死者属其中之一。从现实生活的困难程度分析，最困难者是死者的妻子和儿子。死者之死，致使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幼子需要抚养，田地需要耕种，其生活之惨状难以言表。而死者的父亲，已经95岁，余年不多，且生活无忧，与死者妻子、儿子相比较为宽松一些。
本案法官正是基于上列情况的分析思考，在死者曹中平的病亡补偿费除去开支尚存34880元的情况，按照上列分配原则，作出重要的两个决断：一是大胆否定村里的分配方案。按照村里的分配方案，作为死者妻子、儿子的原告方仅领取3700元，其余全归作为死者父亲的曹家同所得，基本剥夺了原告的合法分配权益，明显有失公平正义。但判决书只字未提村里分配方案之过错，主要虑及原告致诉之重心及顾及村级工作之积极性，不提及更为有利。二是确定了合理的分配方案，基本实行5、3、2的标准予以分配，即死者之子50%、死者父亲30%、死者妻子20%，判决死亡补偿费之余款34800元，原告母子共分得24880元（接近70%），被告分得10000元（接近30%）。既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精神，又贯彻了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取得了化解纠纷，重聚亲情的良好效果。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公务旅行签证的协定
中国政府 波兰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互免公务旅行签证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８年６月７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８年７月７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相互关系，就互免签证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一方公民持有本协定第二条所列的旅行证件之一者，前往缔约另一方国土或通过缔约另一方国境时免办签证。
第二条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持有下列一种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
外交护照
公务护照
因公普通护照
海员证
（２）波兰人民共和国公民，如持有下列一种有效证件，可以享受本协定第一条的规定：
外交护照或外交部颁发的公务护照
内务部所属护照机构颁发的公务护照
带“Ｓ”字母的普通护照
海员证
飞行员证
第三条 缔约一方应通过外交途径向对方提供本协定第二条所述的旅行证件样本。
缔约一方如启用新的或经修改的旅行证件亦应在启用前不迟于三十天通过同一途径向对方提供样本。
第四条 持有本协定第二条所述证件的双方公民可以通过缔约对方对国际旅客开放的所有口岸入境、出境或过境，本条所述人员在对方境内居留期间应遵守该国的法律和规章。
第五条 缔约一方派驻缔约另一方的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或派驻设在另一方的国际组织工作并持有本国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的人员，应按对方有关规定向其外交部提交到任通知书。
提交通知书的做法不涉及履行其他公务的持用外交护照或公务护照人员。
第六条 本协定第二条所述人员的家属如持用同类旅行证件也享受本协定所规定的权利。
第七条 本协定的规定不限制缔约一方拒绝不受欢迎的缔约另一方人员进入本国领土或在有根据的情况下缩短其在本国领土上逗留期限的权利。
第八条 缔约一方如出于公共秩序或国家安全的原因可以临时中止执行本协定的全部或部分条款。
中止或取消中止的决定必须在实行之前不迟于七天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九条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与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华大使馆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六二年通过互换照会形式达成的有关互免签证问题的协议即行失效。
第十条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第三十天生效。
第十一条 本协定无限期有效。缔约任何一方可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定，并自对方接到通知之日起第九十天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用中文和波兰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周 南 马耶夫斯基
（签字） （签字） 签字）
